評海瑞罷官

㈠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原文內容是什麼

現在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來：《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干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干」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焦點。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吳晗同志不同意這種分析，那麼請他明確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從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討論。在這種討論中，只要用階級分析觀點認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現實的和歷史的階級斗爭的深刻教訓。

㈡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原文

1965年11月10日 姚文元

從1959年6月開始，吳晗同志接連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復強調了學習海瑞的「現實意義」。1961年，他又經過7次改寫，完成了京劇《海瑞罷官》，還寫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學習海瑞的「好品德」。

劇本發表和演出後，報刊上一片贊揚，有的文章說它「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像的餘地」，鼓吹「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有的評論文章極口稱贊吳晗同志，「是一位善於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斗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

「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今作用」，這個戲更是「開辟了一條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有的文章還說：「人們在戲里表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用。」

既然《海瑞罷官》及其贊揚者提出了這么重大的問題，並且廣泛地宣傳了他們的主張，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地進行一次研究。

《海瑞罷官》是怎樣塑造海瑞的？在這個歷史劇里，吳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是當時被壓抑，被欺負，被冤屈人們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簡直找不出有什麼缺點。

看來，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貧苦農民的「救星」，而且是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民及其幹部學習的榜樣。

(2)評海瑞罷官擴展閱讀：

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幹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遂於6月間發表了《海瑞罵皇帝》一文。之後，他又相繼寫出《論海瑞》、《海瑞罷官》等文章和劇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劃炮製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

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干風」、「翻案風」聯系在一起。

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系在一起。

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海瑞罷官》剛上演不久，江青就認為有很大問題，並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毛澤東的妻子）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提出要批《海瑞罷官》。

可是這四位部長沒有把她當一回事，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長們未必認為《海瑞罷官》有什麼大問題；其二，《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點名批判必須有中央決定，而不應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長們沒有把她當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