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內涵和特質
草原文化是一種深深植根於草原生態環境的復合性文化,由世代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先民共同創造,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社會制度等多元內容,其中價值體系起著核心作用。其歷史傳承悠久,遠至舊石器時代,人類祖先在大窯村南山等地留下了早期生活和生產的印記,草原文化經歷了從舊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時代,再到游牧文明的演變,展現出連續性和活力。
區域分布廣泛,涵蓋大興安嶺東麓至帕米爾高原以東、阿爾泰以南至昆侖山南北的廣大區域,涵蓋眾多省份,盡管各民族文化各異,但都以草原地理環境為基礎,形成了具有復合特徵的文化體系。草原不僅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地理上的重要標識。
創造主體多元,草原文化由多個民族共同塑造,如匈奴、鮮卑、突厥、契丹等,每個時期的文化形態都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間由於歷史淵源和族際傳承,形成連續性和統一性。這種多元性是草原文化區別於中原文化的一個顯著標志。
構建形態復合,草原文化融合了新石器文化、農耕文化、游牧文化以及游牧與農耕文化的交錯發展,體現了地域、民族、經濟類型的統一,傳統與現代文化的交融。作為中華文化古老傳統的代表,草原文化在接納現代文明的同時,保持著傳統與現代、地域與民族的有機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復合型文化形態。
Ⅱ 草原文化的戰略地位和歷史作用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創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遠的歷史、獨特的內涵、廣泛的影響力,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整個中華文化的形成、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草原文化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交相輝映、匯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在北方草原上發現的人類早期文化,同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發現的人類早期文化一樣,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例如,位於呼和浩特東郊的大窯石器製造場,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70萬年。在鄂爾多斯市薩拉烏蘇文化遺址發現的人類化石,屬於距今約5萬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階段。在呼倫貝爾市扎賚諾爾發現的人類化石屬於舊石器晚期時代,與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山頂洞人一樣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種。這些說明,北方草原地區確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之一。
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址,在北方草原上更為豐富。對這些遺址的發掘和研究,使人們逐步認識到,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走在中華文明進程的前列。例如,在距今約8000年的赤峰市興隆窪聚落遺址中,發現有大型石鋤、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遺址,它說明興隆窪先民們已經開始栽培農作物,這比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流域開始栽培農作物早了近千年。這里出土的我國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稱作「中華老祖母」。
草原文化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還以其豐富又獨具特色的內容、不間斷的歷史發展,構成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中,既在許多方面與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終保有獨特、迥然的文化內涵和風格。例如,新石器時代,黃河文化以粟作農業為經濟基礎,長江文化以稻作農業為經濟基礎,兩者都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而草原文化多以農業兼漁獵業為特色。進入青銅器時代後,草原文化逐漸轉向以游牧業為經濟基礎。
草原文化對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作用不僅是持久的,也是廣泛的。在衣食住行領域,趙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不僅改變了中原居民沿襲已久的著裝習慣,也改變了商朝以來駕車作戰的軍事傳統。事實上,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服飾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秦漢之後的古代中原服飾,基本上都可以視為北方民族服裝的變體。
北方草原民族素以軍事稱強,其軍事文化在制度層面上對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首開此例的就是鮮卑等民族的軍鎮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禮俗、飲食、音樂、舞蹈、體育、繪畫、藝術及宗教等各個方面,古代漢文典籍中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詞彙,就說明了這一點。
草原文化對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作用不僅是持久的,也是廣泛的。在衣食住行領域,趙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不僅改變了中原居民沿襲已久的著裝習慣,也改變了商朝以來駕車作戰的軍事傳統。事實上,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服飾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秦漢之後的古代中原服飾,基本上都可以視為北方民族服裝的變體。
北方草原民族素以軍事稱強,其軍事文化在制度層面上對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首開此例的就是鮮卑等民族的軍鎮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禮俗、飲食、音樂、舞蹈、體育、繪畫、藝術及宗教等各個方面,古代漢文典籍中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詞彙,就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