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

Ⅰ 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內涵和特質

草原文化是一種深深植根於草原生態環境的復合性文化，由世代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先民共同創造，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社會制度等多元內容，其中價值體系起著核心作用。其歷史傳承悠久，遠至舊石器時代，人類祖先在大窯村南山等地留下了早期生活和生產的印記，草原文化經歷了從舊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時代，再到游牧文明的演變，展現出連續性和活力。

區域分布廣泛，涵蓋大興安嶺東麓至帕米爾高原以東、阿爾泰以南至昆侖山南北的廣大區域，涵蓋眾多省份，盡管各民族文化各異，但都以草原地理環境為基礎，形成了具有復合特徵的文化體系。草原不僅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地理上的重要標識。

創造主體多元，草原文化由多個民族共同塑造，如匈奴、鮮卑、突厥、契丹等，每個時期的文化形態都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間由於歷史淵源和族際傳承，形成連續性和統一性。這種多元性是草原文化區別於中原文化的一個顯著標志。

構建形態復合，草原文化融合了新石器文化、農耕文化、游牧文化以及游牧與農耕文化的交錯發展，體現了地域、民族、經濟類型的統一，傳統與現代文化的交融。作為中華文化古老傳統的代表，草原文化在接納現代文明的同時，保持著傳統與現代、地域與民族的有機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復合型文化形態。

Ⅱ 草原文化的戰略地位和歷史作用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創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遠的歷史、獨特的內涵、廣泛的影響力，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整個中華文化的形成、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草原文化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交相輝映、匯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在北方草原上發現的人類早期文化，同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發現的人類早期文化一樣，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例如，位於呼和浩特東郊的大窯石器製造場，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70萬年。在鄂爾多斯市薩拉烏蘇文化遺址發現的人類化石，屬於距今約5萬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階段。在呼倫貝爾市扎賚諾爾發現的人類化石屬於舊石器晚期時代，與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山頂洞人一樣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種。這些說明，北方草原地區確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之一。
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址，在北方草原上更為豐富。對這些遺址的發掘和研究，使人們逐步認識到，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走在中華文明進程的前列。例如，在距今約8000年的赤峰市興隆窪聚落遺址中，發現有大型石鋤、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遺址，它說明興隆窪先民們已經開始栽培農作物，這比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流域開始栽培農作物早了近千年。這里出土的我國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稱作「中華老祖母」。
草原文化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還以其豐富又獨具特色的內容、不間斷的歷史發展，構成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中，既在許多方面與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終保有獨特、迥然的文化內涵和風格。例如，新石器時代，黃河文化以粟作農業為經濟基礎，長江文化以稻作農業為經濟基礎，兩者都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而草原文化多以農業兼漁獵業為特色。進入青銅器時代後，草原文化逐漸轉向以游牧業為經濟基礎。
草原文化對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作用不僅是持久的，也是廣泛的。在衣食住行領域，趙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不僅改變了中原居民沿襲已久的著裝習慣，也改變了商朝以來駕車作戰的軍事傳統。事實上，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服飾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秦漢之後的古代中原服飾，基本上都可以視為北方民族服裝的變體。
北方草原民族素以軍事稱強，其軍事文化在制度層面上對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首開此例的就是鮮卑等民族的軍鎮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禮俗、飲食、音樂、舞蹈、體育、繪畫、藝術及宗教等各個方面，古代漢文典籍中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詞彙，就說明了這一點。
草原文化對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作用不僅是持久的，也是廣泛的。在衣食住行領域，趙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不僅改變了中原居民沿襲已久的著裝習慣，也改變了商朝以來駕車作戰的軍事傳統。事實上，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服飾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秦漢之後的古代中原服飾，基本上都可以視為北方民族服裝的變體。
北方草原民族素以軍事稱強，其軍事文化在制度層面上對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首開此例的就是鮮卑等民族的軍鎮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禮俗、飲食、音樂、舞蹈、體育、繪畫、藝術及宗教等各個方面，古代漢文典籍中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詞彙，就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