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集團員工論壇

Ⅰ 互聯網有哪些途徑可以推廣自己的產品

您好朋友，不知道從什麼方向入手做網路推廣，那麼先梳理下自己所熟悉的平台，畢竟，現在做互聯網推廣無非就是利用各種平台來宣傳自己而已。

網路

其次，再是根據自己的產品的屬性來篩選平台，如果自己沒有影響力的情況下，可以選擇與網紅或者達人進行合作。

Ⅱ 武平的展訊變動

2009年1月，工信部向三大運營商發放3G牌照。隨後2月，展訊宣布李力游出任公司新總裁兼CEO，而武平則擔任董事長，退居幕後。幾乎同時，CTO陳大同、運營副總裁范仁永、銷售副總裁周承雲及市場總監許飛也相繼離職。 雖然前三個季度表現差強人意，但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展訊的TD晶元出貨開始攀升，尤其在TD固話晶元的出貨增長迅速。 今年第一季度，展訊通信銷售額為5210萬美元，同比增長534%，比上一季度增長23%;凈利潤為660萬美元，上年同期凈虧損為830萬美元。
武平新的開始
「創始人肯定比職業經理人對公司有感情，不過早晚也要交班。」iSuppli中國區高級分析師顧文軍說，武平早就有二次創業念頭，如今展訊已經成為一家公眾化企業，無論業務還是管理都相對穩定成熟，是到了放手的時候了。 據了解，武平已經注冊了兩家新公司：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芯意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武平會在3G和移動互聯網中開始第二次創業。 在武平朋友收到的簡訊中，武平是這么說的：「我從6月起不再擔任展訊董事長，也將離開我親自創立並為之付出無盡心力的地方。我也即將開始新的創業歷程。」
武平：「芯」路漫長
—— 一個海歸技術創業者的十年回首 一位心懷家國的創業者為什麼會讓外資股東左右自己的事業？一家創業企業的前途命運該不該與國家的產業戰略纏繞在一起？一場屢敗屢戰的商業角斗還有無必要咬牙堅持？ 零星的雨點飄落在夜晚的黃浦江上，對岸林立的大廈放射出五彩的霓虹，披掛著世博會標志的渡輪揚笛駛過，而這一畔的紅摩咖啡館卻顯得低調而沉靜。 面容精瘦的武平操著一口濃重的西北普通話，他擺手婉拒了《創業家》的拍照請求：「這次不拍了，真的不拍了。咱們就是隨便聊聊。」背牆而坐，一杯礦泉水，46歲的他保持著黃浦江一樣的平靜，也許心中仍有波瀾意氣，但卻不再慷慨激昂。 就在10天前的5月28日，《創業家》記者收到了他的簡訊：「我下月開始即不再擔任展訊董事長，也離開我親自創立並為之付出無盡心力的地方。感謝……我也即將開始新的創業歷程，希望繼續得到你的支持……武平。」 在3G大幕正式拉開的時刻，為什麼要作別自己一手搭建的舞台？個中甘苦，武平自知。也許因為它「已經不是我能控制的展訊了，不是我能把我所有的想法全部放進去的展訊」。 這又是為什麼？第一代海歸創業者的標志性人物，肩扛起整個國家的手機晶元夢想，締造了中國3G第一股，卻並未收獲巨大的財富回報，也沒能取得耀眼的商業成功，最後成為一個孤獨的出走者。 「相比尚德的施正榮，我算不上一個好榜樣。」武平自嘲。 整整十年前的2001年，他率領一個由37名海歸組成的豪華團隊回國創辦了展訊通信(Nasdaq:SPRD)，獨立研發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手機基帶晶元。這十年中，武平團隊有過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率先研發出TD-SCDMA(下文簡稱TD，是中國的3G通信標准)手機晶元，中國增長最快的公司之一，以及納斯達克上市敲鍾的光鮮時刻。但更多時候，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TD晶元超前四年研發成功，耗資數億卻無用武之地；並購美國的射頻晶元公司QUORUM，卻看不到短期收益；在國產手機市場上被台灣聯發科搶走90%以上的份額；股價低迷，從IPO首日的高點15.95美元一度跌到0.7美元的谷底。「武平是一個好的創業者，但不是一個好的經營者。」一位展訊的投資人對《創業家》做出這樣的評價。 2008年以後，隨著股票鎖定期的結束，昔日的創業戰友陳大同、范仁勇等一個個離開展訊，武平成為最後的堅守者。2009年2月，他辭去CEO的職務，僅保留董事長頭銜。這也標志著他在展訊的淡出。 「在中國，技術創業不容易。我們想為國家做點事情，卻只能拿境外投資變成一家外資公司；國家給了我們很多榮譽和獎勵，但我們最需要的是其他支持；我們在自己的主場，也不一定有主場之利。」武平感慨地說。 當他掛冠而去之時，展訊剛發布了自上市以來最好的季報，其股價回到9美元以上。國內GSM手機晶元市場份額超過20%。TD晶元隨著中國3G應用的啟動開始貢獻業績，高品質、低成本的射頻晶元更打入了三星的供貨體系，展訊也拿到3億人民幣的政府擔保銀行貸款。武平多年來的苦心布局正逐步變為現實。這就是所謂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吧。 「我並不認為我們的執行和運作上犯過大的失誤。回過頭看，有些事情是沒得選擇的。畢竟我們在做開創性的事，過程中會有摸索。是命運把我們推到了今天這一步。我加入過幾次創業公司，但作為CEO是首次，尤其是上市公司CEO，總感覺愧對一起的員工，好多東西沒有實現。」武平緩緩說道。
展訊的家在哪裡？
「一個公司上市之後，資本的力量就變得非常強大，一個連5%股權都不到的創始人不可能左右這個公司的方向。我對公司有一個長遠的考慮，我要思考公司未來是什麼樣子的，它的主人是誰，它的家在哪裡，我希望它還能變成一家中國的公司。但資本是不考慮這些的。展訊現在的家就是資本市場了。」 2008年10月，正是金融危機最肆虐的時候。 深圳的山寨機廠商已經停產2個月，中移動TD的全面商用仍然在原始階段。當年年初，在武平的力主下，展訊以總值7000萬美元的代價收購了美國的射頻 (RF)晶元公司QUORUM，不但花掉了一半多上市募集資金，而且還在繼續吃錢。資本市場就一直用持續的下跌來回應這筆看來很不劃算的並購。隨著展訊2008年第三季度報出3130萬美元的巨虧，公司股價也乾脆跌到了1美元以下的谷底。 這使得「潛伏」在展訊內的眾多風投機構無法順利地套現退出，武平也因此失去了公司董事會的信任與支持，他在這時任命當年在美國博通公司的同事李力游出任公司總裁。 「作為一個高科技公司的創始人，當我需要對未來做更多布局的時候，同時也在內部花大力整頓過去快速發展的遺留的問題時，絕大部分的投資人都不是太理解，在這種環境下我再往下做事是越做越難的。 由於我與許多投資人都是好朋友， 原以為與朋友不溝通都可相互理解，但其實結果並非如此。」武平坦言。 盡管他仍為公司的董事長兼CEO，但展訊的大部分股份掌握在以NEA為首的眾多風投手中。甚至連他的創業夥伴陳大同，也已經轉身成為董事會里北極光創投的資方代表。 展訊上市花了足足六年，對於這些快失去耐心的風險投資機構而言，大概主要考慮的是退出價值。武平也承認這是無可厚非的。 事實上，按照當時的流通市值，競爭對手僅需要不到1億美元就可以在公開市場買下展訊。業內盛傳，像高通這樣市值超過500億美元的公司已經有所動作，只是因為看不清楚TD在中國的應用前景，才沒有著急出手。其他境外公司與金融機構開始接觸展訊。 這恰恰是武平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我在不在展訊沒有關系，但展訊一定要留在中國，這是我回國創業最大的初衷，也是展訊未來長久發展的根。如果我要做一個國外的公司，那我回中國來幹嘛。」 但還有一個轉危為機的可能，那就是將展訊私有化下市，然後再回到國內上市。「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最需要的不是錢，而是政府幫助我們創業團隊從海外資本市場上把公司的主導權拿回來。」 武平動用了他能找到的各種渠道，通過工信部和上海市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中國的主權基金能夠通過美國的資本市場入股展訊，至少把展訊的控股權拿回到中國人手上。 但他註定只能失望而歸。盡管工信部領導、上海市與張江園區領導給了許多支持，聯系了許多境內資金，但在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下，展訊太不起眼了。或者說，在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下，我們的體系遠沒有做好准備。 「這是我特別遺憾的一件事情。我們這么多人回國就是要給中國做一個有核心技術的有全球競爭力的公司。而金融危機給了我們百年不遇的機會，我們可以花大價錢去救別的國家的公司，但也應花一點點錢去買中國人的高科技創業企業。」有資料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投累計持有美國股票價值96.3億美元，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黑石、蘋果、新聞集團等。 2009年初，上海市政府用另一種方式支持了武平。展訊拿到了為期三年的3億元的國內銀行貸款，並且可以用政府提供的補助金來償還這筆貸款的多數利息。之前緊綳的財務狀況為之一解。而這時花了近三年持續在韓國三星的努力也有了結果，射頻晶元在三星開始量產。工程人員集多年積累的高質低成本的GSM晶元也將推向市場。 2010年3月，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權基金之一銀湖基金以約4000萬美元的價格，買入展訊13%的股份，成為其單一最大股東。斯時，展訊的股價已經上漲逾6倍。 武平終於意識到，他在展訊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為什麼我會失去對公司的控制？ 「在中國，高科技創業公司內部的管理加技術團隊的股份合起來最好佔主導地位。這樣的話好運作，員工也有主人翁精神。像展訊這樣，就算我們上市了，很多創始團隊的人還是會退出做其他的事。總之，任何一個公司的管理團隊，當然如果它是創始團隊就更好了，一定要盡最大努力把公司很好地控制起來。」 在武平看來，展訊最終形成今天這樣的股東結構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我們早期這幾個創始人聊天時，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自己要是早點有錢的話，就不要讓海外的資金吃掉這么多股份，後面的路不會這樣。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十年後的因果，十年前就已種下
2000年，中國發布《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業內稱「18號文」)，鼓勵海外相關高科技人才回國創業。因此，在美國IC設計界頗有建樹的武平、陳大同、范仁勇等人多次應邀回國做學術和業務交流。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信息產業部領導鼓勵他們回國創業，相關的央企承諾給他們提供不少於3億人民幣的投資。 清華大學畢業、在美國和瑞士參與過多個創業公司的武平被打動了，他們回到美國先組織了一個15人的名校博士創業團隊，目標是「在中國做一個技術程度從一開始就是國際領先的企業」。 但他們一回到國內，馬上就遇到了體制怪圈。 「談的時候就發現這3億，是一筆一筆地給，第一筆最多給你1000萬到3000萬，而且不承諾兌現時間。」武平回憶，「我們對資金何時到位根本沒有把握。」 更讓這些滿心要把矽谷創業文化帶回中國的海歸們失望的是，創業團隊的股權問題難以解決。因為當時國家的法律規定，以知識產權入股，經過專業評估後最多隻能佔到15%。顯然這個比例是無法吸引到如此眾多的高端人才的。日後，國家不斷修改相關法律，目前知識產權入股最高已可到70%。 如果這個新創企業歸央企下屬的話，那麼整個薪資體系必須按國企體系走。國內的薪資水平根本無法負擔他們在海外的家小，而補貼也就是第一年給帶頭人一套房和一輛車。 「當時好幾家國有企業都有想法給錢，但是誰也解決不了這個結構性的問題。當初因為國家需要，我們把這個創業團隊弄起來，最後發現國家可能給不到你這個錢，還要在外面找。」 當時中國大陸還沒有市場化的風險投資，最後武平只能從海外找。這時美國的互聯網泡沫已經破裂。直到2001年6月，他才拿到台灣富鑫和聯發科蔡明介的第一輪投資650萬美元，代價則是過半的股份。而展訊通信則不得不注冊在開曼群島。 顯然，650萬美元和3億人民幣是一個相當大的差距。IC設計行業需要投入大量研發費用，即使不考慮人力成本，光較為低檔的晶元單項研發費用一般也不低於100 萬美元。有風險投資人跟他們打賭，如果他們能在一年內開發出GSM晶元並且一次流片成功，就接著投資。 武平他們的確做到了。但第二輪融資的難度遠遠超過預期。受「911事件」的沖擊，整個美國資本市場處於凍結(Freeze)的狀態。「我們本應該是大幅溢價融資的時候，『911』使得我們的談判能力大打折扣。」武平回憶說。 當時他接觸的部分投資商採取拖延戰術，希望等展訊耗盡談判資源與資金後再以低價入股。武平說，當時他為了爭取有利的談判地位，找了12名在矽谷的清華同窗，一共湊了150萬美元作為過橋資金硬頂著，期間公司所有員工降薪一半，高管停薪3個月。最終，在眾多投資界朋友幫助下，展訊從海外融資近2000萬美元。武平說：「資金到位那天，財務告訴我，公司賬面上的資金數字是零。」 雖然在絕境中復生，但代價高昂。「第一輪融資後，我們幾個核心創始人的股份數量都近兩位數的，但這輪之後，都變成了個位數。其實這是自殺式的融資，稀釋非常大。」 2004年和2006年，展訊又先後進行了兩輪融資，主要為了研發TD以及2G晶元量產。張江創投、聯想創投、華虹國際、上海實業等國內機構也陸續跟進。「雖然融資價格比較高，但稀釋的還是我們團隊的股份。」在上市前，展訊已經形成了海外投資人主導的股權結構，整個創業團隊加員工也不過約18%的股份。 武平一度希望展訊能夠在香港或者國內上市，但投資方大多偏好退出更方便的美國市場。當他看到今天的國民技術在深圳創業板獲得50倍以上市盈率的追捧時，贊賞感慨。如果展訊能在創業板上市，以其技術含量和公司業績，現在可能也是第一股。盡管展訊在目前三家美國上市的中國IC設計公司中，市值還算領先。 和武平相比，中星微的鄧中翰與無錫尚德的施正榮無疑要比他幸運得多。 1999年，中星微是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成立兩個月後注冊的，亦是中國實踐「矽谷模式」的首家公司。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基金以1000萬元人民幣的投資作為啟動資金，管理團隊以知識產權折股35%。雙方還約定，日後進行股權融資時，管理團隊持股比例不變，即只稀釋政府方面的股權——到上市前信產部的1000萬原始投入只佔10.9%的股份，而管理團隊股份不變，光鄧中翰的個人股份就達到11.8%。 2001年，施正榮的尚德太陽能成立，無錫地方政府牽頭，8家當地企業聯合投資600萬美元。施正榮佔25%的股份，其中技術股佔20%，摺合160萬美元，現金股5%，摺合40萬美元。此後，隨著國有股份的主動退出，又一輪外資私募的進入，最終施正榮在上市前控制了約54%的股份。後來，有媒體報道稱之為「首富政府造」。 今天，施正榮和鄧中翰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領導著公司。 國家的大戰略與企業的小戰略 「TD這么具有戰略意義的東西，喊了那麼多年卻難開始推廣。退一步說，你商業化運作晚一點也沒關系，但至少你得給做的這些人甜頭，至少要保障他的研發費用，不要虧錢。你讓他去幹活，他連什麼時候吃飯也不知道，每次都是空穴來風，資本市場更認為你在騙人了。TD結局是成功了。但還有很多標准炒了半天，最後放棄了，那些投入到基礎性研發的企業和科研人員讓人惋惜。成功經驗，國家應該總結，這個教訓，國家也應該總結。」 5年，5個億。 早在2004年，展訊就做出了中國第一顆TD手機的核心晶元，但國家直到2009年才開始正式推廣3G手機。展訊花了5個億，足足等了5年時間。很長一段時間，展訊在TD的投入與產出上根本找不到平衡。其TD晶元一季度僅出貨1萬片左右，而其GSM晶元每個季度出貨量在800萬~900萬片左右。這讓展訊很茫然。 「如果單從投資回報的角度，這個產品我們至少早做了兩年。」武平承認。就商言商，這顯然是一個值得商榷的決策。 當時國內TD-SCDMA標准已經孕育5年，但其產業發展卻始終陷入瓶頸。無論是有「國字型大小」大唐電信背景的T3G，還是普天通信背景的凱明，沒有一個廠家做出商用的TD-SCDMA核心晶元。國內3G的發展面臨著「標准存在，晶元空缺」的尷尬境地。 而2003年，展訊剛成功研發出國內第一款GSM/GPRS手機核心晶元，當年就實現了產品量產銷售，銷售額為2583萬元。2004年，光GSM/GPRS晶元這一個業務就給展訊帶來了1個多億的收入，並擁有了包括波導、夏新等在內的國內30多家客戶。 熬過了前三年大幅投入研發的緊巴巴日子，展訊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一下收入和利潤快速增長的好時?光。 但武平和陳大同，兩位創始人一起做出這個新決定：放棄跟蹤開發國際上相對成熟的WCDMA晶元，轉而全力主攻TD-SCDMA晶元。這意味著展訊還要加大研發投入，還需要繼續融資。 武平的理由是：「展訊要有長久的競爭力，要變成一個國際型的大公司，和高通、聯發科競爭，沒有一點自己的看家本領是不行的。這個看家本領最好就是跟著政府走做中國標准。TD要做不成，今後4G競爭中國也參與不了，中國在通訊業上就會一塌糊塗，我們屬於通訊業的核心產業，我們肯定也是一塌糊塗。這就是商業的高度。」 但不是所有的投資人都贊同這個決定。他們認為創始人的決定帶著明顯的感情色彩。武平對此並不否認。 「我們最初回國的這些人，還是有點理想主義的。一個從中國出來的技術人員，國家培養了半天，然後出國做成了點事情，所以要對國家有個交代。如果我們這批人把2G做出來了，而且我們明明知道怎麼把3G做出來，而我們沒有去做，中國的TD最後死掉了，那就是我的終生遺憾。但風險投資人都是理性的，他們不喜歡理想主義的，太理想化了很可怕。這個我明白，但還是去做了。」 實事求是地說，第一個做出TD核心晶元，讓展訊收獲了不少政治榮譽和政府支持。此前，2000年~2004年，展訊沒有從政府方面拿到過一分錢的專項資金。此後，不僅多位國家領導人來視察，而且展訊還承擔起國家863計劃和國家移動通信專項研究課題，拿到了超過2000萬人民幣的資金。但身處北京的中星微在政府關繫上更是高手。他們前後拿到的政府資金超過了展訊一倍，雖然業界公認，展訊的技術含量是最高的。 讓武平沒想到的是，「我們國家推廣3G的決策會那麼緩慢，耗掉了那麼多企業。」 本世紀初，矽谷有4家大陸留學生創辦的搞3G晶元的公司，最後只剩下展訊一家活著。展訊能活下來，是因為它後來把80%的力量放在GSM/GPRS晶元上，只把20%放在TD上。 TD的磨難不僅影響了展訊的業績，也影響了在GSM市場的投入與競爭提升，同時直接導致了風險投資人與武平的分歧。這種分歧隨著展訊的上市而日漸激化。「上市之後我們必須每天要面對業績的壓力，你要想花錢做長期布局就要付出代價。我在展訊上市後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我並購美國的射頻晶元公司QUORUM，比如投資TD與CMMB(移動電視)等，從資本市場的角度看，那個時候也許不應該做這個事情。」 無線通信終端兩大核心晶元是射頻晶元與基帶晶元。如果展訊當時不並購QUORUM公司，也許現在就麻煩了。因為他們最初的射頻晶元供應商後來也開始做GSM和TD晶元，成了競爭對手。「如果不是我們很早就做出了產品，TD這個標准最後能不能成呢？當時和我們一起做的國內企業有的沒有做出來就散掉了。當然我也不能斷言沒有展訊，TD也許還要蹉跎。」武平稱。 為了帶動整個國產手機產業，展訊還舉辦過手機晶元產業上下游的技術論壇。「我辭掉CEO之後，技術論壇就立刻停止了。」武平苦笑，「在公司上市之後，以短期退出為目標的投資者最好能夠逐漸被有戰略眼光的長期投資者替換掉。」展訊還與上海市一起建立了亞洲第一個集成電路科技館，服務公益大眾，或許這也不是受資本市場歡迎的。 「展訊是一個留學生企業，它的市場和運營都在國內，也給中國做了一些戰略的事情。但就是這個對國家有向心力的公司，它的股東架構卻是一家外資公司。一個由海外風險投資支撐的外資公司，還能承載一個國家的產業夢想嗎？」《創業家》記者如此問道。 武平不答。
這是我的主場嗎？
「我們國家走到今天，對高科技的眼光有了一定提升，但能否在關鍵時候出手撐一個真正屬於高科技，屬於我們自己的公司，有些狀態與2000年、2001年時的情況類似。在國際科技競爭中，我們不光要有戰略，在政策制定和具體執行上還要補課。」 蔡明介，聯發科的創始人。他是最早看到武平他們價值的人。 2000年，武平去台灣游說融資。本來只是順道去看望這位業界牛人與老朋友，但對方一看他商業計劃書中列出的海歸團隊名單，馬上決定投資。「就沖名單上這些博士，就已經值了。」蔡明介認為這是一筆戰略投資。 此後，由於與聯發科存在競爭關系，後來的投資者買下了聯發科持有的老股。 既生瑜何生亮？聯發科在商業市場上比展訊早走了至少十幾年，市場經驗要豐富得多。在國產手機晶元市場上，聯發科幾乎橫掃了所有競爭對手，只有展訊還在堅持戰斗。 與武平一心追求的技術領先不同，蔡明介特別強調市場和客戶。 「我們不是大公司，沒有太多資源去做早期階段的研發，尤其是在早期定產品規格的階段，我們不能好高騖遠。就算在市場將要走到接近大幅成長的中間階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術、彈性和效率，不見得扳不倒 巨人。」蔡明介在《競爭力的探求》一書中這樣寫到。 因為他認為誰在競爭中最先達到經濟規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聯發科從來沒有第一個進入市場，都是作為後來者的角色進入，用的是成熟技術，但把工程質量做到一流，進入後就能引發價格雪崩，將先發者擠出市?場。 展訊比聯發科更早看到了MP3和手機融合的趨勢，開始研發MP3手機。但當時展訊的判斷是，MP3歌曲要從網上下載，所以GPRS功能是MP3手機的基礎功能。由於下載歌曲的數據量比較大，所以展訊把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改進晶元的GPRS功能上。按照武平的說法，這事實上就是2.5G手機。 但聯發科很快找到了捷徑。它們做好音樂功能之後，給手機裝了一個USB介面，直接從電腦上傳歌。「其實最後我們看，聯發科的判斷就是用戶的最終狀態。」由於技術上遠比調GPRS簡單，所以聯發科反而比展訊更早推出了MP3晶元。「通過這個事情，我們認識到自己在商業運作上遠沒有它們嫻熟。」武平說。 但展訊的創新也得到認可，除了TD是遠早於聯發科開發成功外(聯發科後來是買來的，展訊在中國市場率先發明並量產了單晶元雙卡雙待技術，給國產手機帶來殺手鐧。 比起信奉矽谷精英文化、公平競爭的展訊，聯發科採用的是更加兇狠直接的打法。他們找到展訊的大客戶，會直接說：你要什麼條件就不做展訊了？只要你不做展訊，我什麼條件都給你。 這樣的事情如果出現在美國的話，就是不正當競爭。像聯發科這樣一度占據國產手機晶元95%的市場份額，政府是要啟動反壟斷調查的。 「和台灣企業競爭，總覺得缺少一個力量。我們和歐美企業打仗的時候很舒服。它的成本結構沒有你好，第一步它就輸了。但跟台灣企業就不一樣了，台灣企業的成本結構和我們差不多，這就有點難了，同時從政治上說我們是自家人，甚至可以對大陸企業稍微苛刻一點，也要把台灣同胞吸引回來。地方政府在管理台灣企業的時候，有點投鼠忌器的感覺，怕台灣企業跑了，這就犯了政治錯誤。」武平坦言。 「要是沒有聯發科，可能中國山寨手機市場也起不來。因為山寨市場一開始一定是抄襲，而且不經過合格的測試和驗證。山寨市場是聯發科做起來的，我們也就跟在後面做。但如果山寨是展訊做起來的，也許我們會被整頓。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沾了聯發科的光。」 主場之利很重要。美國政府通過WTO談判，要求中國必須有CDMA，其實是在扶植高通，現在高通成了世界第一大晶元設計公司。韓國扶植本國企業更是舉世矚目。 而中國雖然制定了很多支持戰略性行業的政策，非常好，也具有戰略高度，但在具體落實的時候，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根本無法執行。「半導體產業的『18號文』到底有多少個企業享受過？懂行的人都知道，沒有多少。我們是響應『18號文』回來的，但也沒有享受到。反過來，國外都知道中國出了政策，然後人家藉此攻擊中國，轉而保護自己市場，打擊中國企業。」 「比如國家的任何一個出口製造企業幾乎都有出口退稅，但國內設計企業出口晶元的時候就沒有了。因為我們不是做生產的，而是做設計的，政府看不到生產線，就不能退稅，這還是典型的製造業思維。政策逼得我們賣產品要到海外去繞一圈，因為有人從海外買了產品再出口就有退稅。我們是和外資企業競爭的企業，外資企業在中國都有退稅的，中國企業反而沒有，我們的競爭力一下被吃掉了十幾個百分點，這是多大一塊利潤?啊？」 走過十年，武平如今深刻地認識到，矽谷模式在國內不能簡單復制。「在中國，一個技術公司想做大，政策很重要。」畢竟在中國，政府掌握著最多的資源。這就是中國國情。 不惑之年，重頭再來。他已在張江注冊「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定位於移動互聯網開發應用和手持終端設備的設計。「第一，還是想做一個我自己掌握的公司，它能按照我的長短期規劃來運行，直到把它做成；第二，我還是希望做一個對中國產業能產生真正影響的事情，用本地化的投資，最好是把根留在中國。」武平告訴《創業家》，「從公司創辦的意義上說，它會和展訊走的路完全不同。」 午夜12點，浦東的濱江大道上空曠寂寞，武平最後留給我們的是一個長長的背影。第二天，他將飛往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