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香港股票可以沽空吗
港股入门
在股票市场上常常听到有人说「抛空」又或是「沽空」某某股票，到底甚么是「抛空」或「沽空」呢？其实，抛空的原理十分简单，抛空股票，等于是以较高的价格沽出股票，但前提是投资者本身并没有该股票；而如果投资者有股票在手而沽出股票，便不算抛空。在抛空股票之后，投资者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内买回股票现货平仓。
甚么时候投资者会选择抛空股票？
一般来说，当有投资者看淡某股票的未来股价，而他本身并没有现货在手，就会选择以抛空股票以图利。当然，股市价格可升可跌，若真的一如所料，股价下跌，便可以低价买回股票现货图利；但若股价不跌反升，投资者便要以较高价钱买货平仓，到时损失的便是抛空时及平仓时股票的差价了。
别与沽期指互相混淆
说到这里，是否对抛空股票这一活动有一种似曾相识相识的感觉？没错，其实抛空股票与沽期指的原理是非常相似的，两者均是以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原理图利，但是，两者其实是大有不同的。首先，期指是以恒生指数作标准，沽期指等于是沽出所有 33 只恒指成份股的股票；但抛空股票的弹性更大，投资者可随意选择抛空哪只股票，亦可选择抛空多只股票。要知道每只股票的表现均不一样，抛空股票的弹性对于投资者而言是非常有用的。
抛空股票并不普遍
虽然如此，抛空股票在香港股票市场并不算普遍，以沽期指以进行低买高卖的投资者远比抛空股票的为多。究其原因是在于抛空股票的手续繁复，而成本亦远较沽期指为高。手续方面，在香港要抛空股票是需要预先安排的，而没有股票在手而胡乱抛空即属违法。成本方面，抛空者最少要付出抛空股票市值 105% 的按金作抵押，对比只需付约为股票市值 10% 的按金的期指买卖来说，入场费无疑是太高；再者，抛空是要付息向经纪行借货的，成本更高。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抛空股票只能沦为大户的玩具了。
Ⅱ 关于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5月份，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
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空御尘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其时，人心
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为了稳定军心，6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斗禅铢不会贬值，拆罩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菲央行曾尝试一周之内4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对抗索罗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阔的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个瘾君子，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们四下出动，寻找可捕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
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印度尼西亚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马币、印尼币对美元兑换比价一低再低。邻国阵地的失守开始波及一向有"避难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唇亡齿寒，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行动，开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各国金融当局使尽浑身解数以免掉入这一泥潭之中，就连在此次风潮中一直作壁上观的美国也开始表态，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家"。
国际投机商咄咄逼人的气焰已使得国际社会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识正在加深。7月25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出的声明表示，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国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协助成员国在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这个消息对东南亚各国来说，至少让他们觉得在自己与国际货币炒家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再显得那么孤单。
8月5日，危机重重的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8月11日，为拯救资金短缺的泰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后增至167亿美元）的融资款计划，其中中国和中国香港都各自承诺向泰国借出10亿美元的贷款。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就在东南亚各国四处求援、积极谋划之时，国际投机商却销声匿迹，突然不再攻击。8月20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东南亚各国人们均大大喘了口气：好了，风暴终于过去了！就像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东邻各国显然欢乐还 为时过早，新一轮的"狂风暴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令人无奈的是，这种宁静仅仅持续了几天；东邻各国还没来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迹。8月底，又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却把东盟成员文莱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罗斯一副得势不饶人的架势，剩勇追穷寇，再度集中火力扫荡东南亚。进入9月份，这场风暴持续肆虐已进入第三个月，外汇市场的颓势仍在继续。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0月19日，泰国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也满腹惆怅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这场对东南亚来说噩梦一般的4个多月的黑色风暴才渐趋平静。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场动荡已告一段落。但对东南亚，特别是身处震源的泰国来说，弹冠可以，相庆却已苦涩难提。
三个月之后，席卷东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登滩香港岛---狼终于来了。
黑色星期一
也许，在许许多多的香港人的记忆当中，1987年10月的香港"股灾"就像一场噩梦，至今仍心有余悸。1997年的金秋10月，又一轮"大熊市"席卷整个香港股市。10月20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惨剧"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正因为此，它成了投资分析家们最为焦灼不安的一天，然而，恐怖气氛却并未在华尔街股市出现，恰恰相反，道·琼斯指数一周之间跌落210点之后，当天却反弹了74点。正当投资分析家们额手相庆之际，在地球的另一端却早已危机四伏、暗潮汹涌。事隔10年之后又一个"黑色星期一"开始降临，只不过，这次笼罩的是有购物天堂之称的香港。
10月20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10月21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5．33点，22日则继续了这一势头，下跌了1200点。23日，对于港元前景的担忧使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节节上扬，21日仅为7％左右的隔夜拆息一度暴涨300倍。在这种市场气氛下，港股更连续第四次受挫，下跌达10．41％。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天表示，香港基本经济因素良好，股市下跌主要是受到外围因素暂时投机影响，投资者不必恐慌。他说："我不认为这是股灾。"他认为，无论如何，特区政府首先是要捍卫港元汇率。虽然此前一天晚间有炒卖港元的投机活动，但此时炒卖活动已被平息。与此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总裁任志刚也发表讲话，声称金管局已于前一天晚上击退炒家。
也许是因为特区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也许是因为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人士的信心感染了投资者，24日，在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跌后，香港股市在这天强力反弹，恒生指数上升718点，升幅达6．89％，27日，曾荫权再次重申，香港现行的联系汇率制度不会改变，在这次活动中受损失的只会是投机者。时，全球各地股市形成恶性循环式的普遍狂跌，27日，纽约道·琼斯指数狂跌近554．26点，是有史以来跌幅最惨的一天，因而导致中途自动停盘一个小时。东京股市开盘后即狂跌800多点。28日香港恒生指数狂泻1400多点，跌幅达13．7％，全日最低达8775．88点，以9059．89点收市，下跌点数创历史之最，在这种状况之下，香港股市的震荡已并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因素了。
对此，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强调，香港股市的震荡只是暂时性的调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表示，香港股市以往也出现过这种波动，不足为怪，港股波动是特区政府要自行处理的事物，中央政府将依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不会直接干预香港的股市和港元汇价。北京方面对香港整体经济仍充满信心。特区临时立法会财政事务局局长在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说，社会对于稳定联合汇率制度十分关心，关于市场的运作，特区政府的一贯政策是"自由"，行政干预应减到最少。
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则劝市民保持冷静，反应不要过敏，入市时要审慎并要量力而为。香港舆论则表示了强烈的信心，《星岛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过去，在经历了经济危机后，本港会很快复苏，而且更加蓬勃，这次亦应不例外。美国财政指出，自1987年全球股灾后，香港股市过去10年的回报率居全球股市之首。经过九七股灾后，本港只要大力发展经济，十年后的回报率又可能是全球之最。"
港币保卫战
由索罗斯所引起的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如火山喷发般地震惊了全球，身处震源中心的泰国、马来西亚自是苦不堪言。另一面，隔海相望的香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绷紧了自己的神经。人们都意识到：这股"黑色金融暗潮"登滩港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面对国际金融炒家们咄咄逼人的气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谨慎地表示，香港特区的外汇储备丰富，经济正稳步增长，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区背后有强大祖国的支持。所以这一风暴对香港不会形成特别严重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1997年8月份，投机商就几次试探性地对港币进行了冲击，8月14日和15日，一些实力雄厚的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和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降到7．75／1。7．75被称为港元汇率的重要心理关键点。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扯高同业拆息去迎击投机者。金管局提高对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还回来，让那些借钱沽港元买美元的投机者面对坚壁清野之局，在极高的投机成本下望而却步。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即8月20日使港市恢复平静，投机商无功而返。
然而，人们心里非常明白，这批炒家并不会就此罢休，双方的血腥搏斗终不可避免。香港当局更是未雨绸缪，政策、舆论攻势双管齐下，提醒这批"金钱游鳄"不要轻举妄动。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态度极其明确：坚决维护联系汇率制的稳定。正在英国访问的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离开伦敦前强调，特区政府有极大的决心维护联系汇率；财政司长曾荫权、财政事务局局长许仕仁一起会见传媒，重申维持联系汇率是港府首选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而导致利息飙升，属无可避免，希望香港民众稍安勿躁，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则呼吁所有人保持冷静，香港总商会发表文告声明支持联系汇率制度，并呼吁金融市场中人冷静思考，重新检视香港经济根基，从而稳定市场。曾荫权在一次投资会议上说："我要重申，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货币制度或我们同美元的关系，拿港元投机而丧命的只有投机商。"
国际投机者三番五次狙击港元的行动不仅志在港元汇价上获利，而且采用全面战略，要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上获益，他们的做法是，先在期指市场上积累大量淡仓，然后买上远期美元，沽远期港元，大造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采取措施大幅提高息口时，股票气氛转淡，人们忧虑利率大升推低股市与楼市，这时投机者便趁势大沽期指，令期指大跳水。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沽出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换言之，投机者虽然在港元汇价上无功而返，甚至小损，但在期指市场上却狠捞一笔。
对此，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措施，一是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二是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一番对攻之后，港股在连续下跌中止住脚步并开始强劲飙升，主要是有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中国电讯重上招股价以上水平，也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令红筹、国企喘定并作反弹。加上祖国内地减息亦成大市上扬的题材，这些因素令恒指急速反弹。在股市强劲反弹之下，港元汇价恢复稳定。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港币保卫战告一段落。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大加赞扬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及其同僚把这次危机处理得"实在值得赞赏"。这场较量虽说以香港金管局的艰难取胜而告终，但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场危机本身，它迫使更多的人去思考。
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终于公开表示，港府将尽快进行内部检讨，并约晤学者和商界人士，总结这次金融风潮，寻找更好反击之法，以防范港币再受到外汇投机的狙击。
Ⅲ 97年泰铢为何贬值国际炒家怎样进攻港币的
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
老虎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是：沽空日本股票市场及日元、沽空东南亚股票市场及其货币。
香港是最后一环
1997年开始的最近一轮亚洲金融风暴早已成为过去，但从未真正远去。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每发行7.8港元须1美元外汇保证)，1998年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在香港特区政府竭尽全力之下得以城门不失；但是三年之后，世界上极少数仍实行联系汇率制的国家之一阿根廷，终于在内外交困之际宣布放弃货币发行局(联系汇率制的一种)制度，不能不让人重思港元联系汇率制在变化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高昂成本。
1997年金融风暴的另一个教训是，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产的泡沫化也许可以短期相互激发，但绝不可能长期共存。在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资产的泡沫如果不能自我消肿，终将被强行刺破。承担这一职能的，在1997、1998年间，就是对冲基金特别是以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为首的宏观对冲基金。
对于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中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切近的必要的反思。在这些反思的背景下，本刊特邀潘明先生对宏观对冲基金1998年袭击香港联汇制全过程所作的高度专业的解读，于是获得了意义。
潘明出生于上海，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工作多年，曾先后供职于美资花旗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证券、港资百富勤证券、泰资纳华证券、美资培基证券，担任过上述机构的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学家、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等职务，1997年后与老虎基金等宏观对冲基金有大量接触，对于对冲基金袭击香港的前后过程有切身的认知。 ——编者
初访老虎基金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1997年，我在纳华证券(Nava 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纳华证券是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其大股东是泰国军人银行。纳华刚于数月前收购了香港英资渣打银行旗下的渣打证券公司(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在东南亚经济兴盛达到顶峰之际，它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的证券行——当时有此目标的并不仅有香港百富勤证券(百富勤是当时香港最大和最成功的本土证券公司，于1998年初破产)。收购渣打证券后，纳华证券仍保留了渣打证券的所有网络，包括其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内地的办事处。
1997年二三月间，我与同事到美国纽约就亚洲投资策略进行路演，拜访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 LLP)是其中一项重要日程。
老虎基金是最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之一，与索罗斯量子基金可谓并驾齐驱。老虎基金的创办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小城镇，从北卡罗莱纳大学商业院毕业后，在Kidder Peabody证券公司工作20年之久，1980年5月创办老虎基金，专注于“全球性投资”。在渡过10年的蛰伏期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虎基金开始创下惊人业绩——朱利安准确地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股市将进入牛市，同时沽空泡沫达到顶点的日本股市(沽空指先借入股票，然后沽售，当股价下跌到一定水平再购回，赚取其中差价)。在1992年后，他又预见到全球债券市场的灾难。随着这些预测一一实现，老虎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大，从1980年起家时的800万美元，迅速发展到1991年的10亿美元、1996年的70亿美元，直到1998年中鼎盛期的200亿美元。
老虎基金的“全球性投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股票投资，无论是沽空还是购入，老虎基金对于投资对象的基本要求是流动性好并能提供40%以上的年回报率；另一方面是对全球货币利率和汇率走势的投机。使他们在货币危机此起彼伏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令各国央行畏之如虎的，正是这一面。
老虎基金之所以在90年代成绩斐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利安•;;罗伯逊从华尔街上重金招募了第一流的分析师，从而往往能在金融市场的转折关头押对正确的方向。大多数对冲基金不会拥有很多分析员，通常借助于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力量。老虎基金这样大规模的对冲基金则不同，旗下明星级分析员的报酬甚至远远超过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同行。
我们访问老虎基金当日，在场的人士有其主管宏观经济和货币投资的合伙人、新兴市场的投资主管及跟踪泰国市场的分析员。他们最关注的主题是，作为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纳华对泰国地产市场及金融体制有何看法，特别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泰铢贬值——当时泰铢同美元挂钩，1美元兑换约25泰铢。
我们都同意的是，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经济毫无疑问出现了过热情况。比如说，纳华证券公司在泰国上市，其市值按美元计当时竟然已接近美国最大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可知泡沫经济已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
泰国经济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早在1996年末，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Chris Wood(我曾担任百富勤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当时是百富勤证券的首席策略家)提醒我注意，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同时，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但由于泰国进出口赤字持续上升，股市和地产的泡沫迟早要破。
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
泰铢贬值的风险已经很大，但关键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其贬值？面对老虎基金人士的问题，我的同事Jan Lee回答道：泰国中央银行绝不会自动将泰铢贬值，因为他们要考虑政治。Jan Lee曾经担任过香港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老虎基金的听众们对此并不认同。
席间，一名老虎基金分析员中途退场，他要赶飞机赴泰国实地考察。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背景：泰铢贬值
1997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对冲基金沽空泰铢的远期汇率，而跨国银行则在现货市场纷纷沽售泰铢。
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中央银行联手入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
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财政部长俺雷•;;威拉旺辞职。因担忧汇率贬值，泰铢的利率急升，股市、地产市场狂泻，整个泰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中。
从纳华证券泰国总部传来的信息很不妙——相当数量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已处于技术破产状态。纳华证券总部的高层们开始担心公司会否重组或兼并。6月27日，泰国中央银行勒令16家有财务问题的财务公司停业，要求它们递交重组和兼并计划。
7月2日，在耗尽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央行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汇率重挫20%。亚洲金融风暴由此正式开始。此时，距泰国总理差瓦立在电视上公开讲话发誓泰铢不贬值仅仅两天。
再访老虎基金
Robert Citron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
1997年6月，泰国水深火热之际，香港还处于烈火烹油的“繁荣”阶段。恒生指数达到14000至15000点之间，红筹国企股红得发紫。应美国一些互惠基金和对冲基金之邀，我再访纽约，作有关香港红筹国企股市场的演讲。当时红筹国企股正红得发紫。与香港市场热火朝天的炒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基金经理们却表现得相当清醒，他们在纷纷减持港股尤其是红筹国企股。
老虎基金管理公司总部在纽约著名金融区公园大道旁一幢大楼里，占据了最高的几个楼层。接待处引人注目地铺设着以老虎为主题的大幅地毯。置身在宽大简洁的办公室中，透过四周玻璃幕墙，曼哈顿下区尽收眼底。
我告诉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罗伯特•;;塞特隆(Robert Citron)对香港市场及红筹国企股的看法。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大力沽售香港股票市场。按照自由现金流量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测算，我认为绝大多数香港股票的股价远远偏离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纳华证券中国证券研究小组强烈建议沽售红筹国企股，地产及银行研究队伍也发出减持地产、银行类股票的建议——当时香港股票市场以地产及银行股票为主导，它们占据了恒指近70%的市值。
当时香港股票及资产市场的泡沫，已到达最后的惊人的疯狂程度。以下是一些表征：
——张新楼认购证的转手价达250万港币；
——任何一家三四线股(垃圾股)传出被红筹企业收购的消息后，股价当天就暴涨100%至200%；
——每天十大上升股票排行榜中，70%以上为红筹国企股；
——红筹国企股的狂飙，交易量的激增使得红筹国企股的证券分析员需求大增。曾与我同事的红筹国企股分析员的年薪在短短一年间急增三倍，至150万港元。
我们相信，泡沫破灭的危机已近在眼前。绝大多数市值较大的红筹股如上实、光大、北控、天津发展、中远国际、中国招商的股价已反映了今后几十年通过注资活动而可能维持的高速增长，而这样大规模的注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投资者对红筹股公司管理层抱有的期望过高。红筹公司多是经营多种业务的集团公司，期望红筹“大班”迅速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不切实际的。这里有红筹“大班”的学习过程，也有集团内部的磨合、适应过程。在西方，投资者一般不愿买控股公司股票，控股公司股票的价格常常处于低于其净资产值状态。
谈话中，罗伯特•;;塞特隆不停地记笔记。我看见他眼神发绿，像闻到血腥的鲨鱼。
罗伯特•;;塞特隆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他相信许多股票的股价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当时的恒生指数水平约为14000至15000点。“注意”这个词有深意。对一个管理100亿美金的宏观对冲基金掌舵人来说，朱利安•;;罗伯逊每年都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大规模的基金运作要求他们捕捉足够大的趋势，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资。一个或几个股票的投资机会往往不能提起老虎基金的兴趣。因为个别股票哪怕表现很好，也很难根本性地改变基金的总体表现。“注意”香港市场，意味着香港可能成为老虎基金全球投资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换言之，朱利安•;;罗伯逊看到香港可能发生一个老虎基金从中获巨利的大趋势。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在我的陪同下，老虎基金一行人对香港和内地进行了考察。
上海是我们内地考察之行的一站。在访问完上海船厂(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之后，老虎基金分析员查尔斯•;;安德森表示认同我在纽约时向他们所作的对于红筹国企股的分析。“这家厂根本不值这些钱(股价)——船生锈了，工人们在聊天。”安德森说。
“这是我们最好的沽空对象。”罗伯特•;;塞特隆说。“如果你们沽空，但股价仍然上升，怎么办？”我问。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特别是当众多资金疯狂追逐所谓的“概念”股时。
“我们会沽空更多！”罗伯特•;;塞特隆不容置疑地回答。
当天中午，我和罗伯特•;;塞特隆在外滩和平饭店八楼吃午饭。天气不错，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外滩和黄浦江的景色尽收眼底。
罗伯特•;;塞特隆同我聊起他的经历。在成为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以前，他在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集团(Fidelity)负责新兴投资市场达四年之久。他经历了众多闻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如1990年沽空日本市场及1994年沽空墨西哥比索等等。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老虎基金从1990年开始沽空日本市场，直到当时为止，当年沽空的股票仍然持着空单。1991年1月，日经指数(Nikkei 225)曾冲至39000点水平，而到1997年我们在上海谈话时已下跌到16000点水平，暴跌约60%。空单持有时间如此之长，实在是因为有超出一般的大胆、坚定和耐心。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研究之上的。
老虎基金的另一个重要部署是沽空日元。这与看淡日本经济及沽空日本股票市场相关。因日元利率接近于零利率，借贷成本极低。老虎基金向金融机构大量借贷日元，然后将日元借款兑换成美元，用美元购入美国或俄罗斯国债。当时俄罗斯国债回报率奇高，年回报率达50%(投资风险也很大，1998年俄罗斯国债市场崩溃之时，投资者损失惨重)。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有名的“携带交易(carry trade)”。如果用美元购买的是美国国债，则如果日元兑美元继续贬值，或者美国国债利率保持高于日元借贷利率的状态，携带交易者都将获利。
考察结束，我回到香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与老虎基金分析员多次作了关于香港股票市场的讨论。我向他们提供了纳华证券中国股票研究小组按照现金流量分析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及“隐含超值”(“Implied Surplus value”)模型对红筹国企股股价的分析及原始数据。我们认为股价高估50%以上。老虎基金的研究人员对原始数据反复核实，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背景：1997年10月风波
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在横扫东南亚之后，金融危机开始掠过香港。
随着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与美元挂钩的港币相对而言大幅升值。 而从实证角度来看，新兴投资市场的货币贬值具有传染性，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货品结构雷同，所以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可能。邻近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使得港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1997年8月14日、15日两天，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不寻常地快速下跌，港元远期汇率也相应下跌。市场上发现一些对冲基金大手沽空港币。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击，提高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回来，逼迫货币投机商在极高的贷款(投机)成本下平仓。
事后看来，这是对冲基金的一次测试。尽管香港金管局看似初战告捷，但香港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的弱点已经暴露：同业折息因银根抽紧而飚升。
香港的汇率制度采用联系汇率制，是“货币发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的一种形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核心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行某一数额的本土货币时，该批货币必须要有同等价值的外币十足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行。以香港为例，香港金管局规定1美元兑换7.8港元，相应地，每发行7.8港元，就必须有1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
联汇制于1983年10月17日开始实施。香港三家发钞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中国银行发行货币时，必须根据1美元兑7.8港元的汇率，向香港金管局交付美元以换取负债证明书(Certificate of Indebtedness)作为所发行货币的保证。同样，三家发钞银行可凭负债证明换回美元。金管局向银行体系保证，所有银行在金管局结算户口内的港元均可按1美元兑7.8港元水平自由兑换。
联汇制对香港10余年的货币稳定居功至伟，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先天缺陷。
尽管香港流通的现钞有100%的美元外汇储备作支持，银行存款却并非如此。金管局收到1美元的抵押后，才容许发钞银行发行7.8港元现钞。在这基础货币之上，银行可通过信贷以倍数制造存款。1997年之时的香港流通中现金加各种存款总计超过1.7万亿港元，而外汇储备量折合港元低于7000亿。很显然，若港人对港元信心丧失，要求将手中港元兑换成美元，联汇制是守不住的。
而且，在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因为联汇制所设计的机制，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将飙升。货币运行局制度在危机时难以发挥自动套戥功能。尽管香港金管局规定银行能向其按照1美元兑7.8港元的兑换率拆借港元，但这主要局限于三家发钞银行。就是发钞银行亦难以频繁地大规模地通过贴现窗(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向金管局拆借港元，以避免被金管局罚息警告。对于其他非发钞银行来说，同业拆借市场近于瘫痪。整个金融系统将难以运转，股市亦将面临大跌的风险。
1997年10月下旬，市场上又见大手沽空港元期货，港元远期汇率风险溢价急升，从而推动银行间同业折息利率上升。为了重挫炒汇投机者，金管局抽紧银根，当日同业拆借利率一度曾飚升至300%(按年率折算)。高息尽管增加了炒汇投机者的成本，但是亦重创股市。市场上沽盘如潮，在1997年10月下旬，恒生指数狂泻4000多点，更在10月28日创下日跌1400多点、跌幅13.7%的纪录。
过了10月，对冲基金主要注意力转向拉丁美洲和韩国，香港股市出现了一段令人意外的平静期。但是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
访港旅客量和投资者透支率是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前者被看做香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后者被看做股市走势的反向指标
1998年初，我离开纳华证券，转到美国培基证券(Prudential Securities)担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
1998年1月至2月，市场保持着表面的平静。我与老虎基金仍保持着联系，他们密切关注香港多项重要的经济和市场指标变动，其中特别重视访港旅客量(Visitor Arrivals)及投资者透支率(Margin Debt Ratio)这两个指标。
本来对于我来说，访港旅客量仅仅是追踪香港经济与市场所需观察的十几个综合指标之一，但是在老虎基金的影响之下，我发现，访港旅客对香港经济影响巨大。
访港游客直接关系到香港的外汇收入，而外汇收入是香港货币发行的原材料。据我个人统计，旅游业占据香港服务出口(Export of Services)40%以上，对稳定联汇制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访港旅客消费对香港GDP贡献巨大。从表面上看，根据香港旅游协会统计，访港旅客消费对GDP有6%的贡献；但如果考虑其对经济非直接的乘数效应，据我估算，其对GDP值的贡献不低于12.5%。
此外，访港旅客还是经济的领先指标，通过访港旅客量可基本推断出另一重要经济活动指标零售消费(Retail Sales)的趋势。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十分之高。
老虎基金关注的另一重要指标是投资者透支率(投资者透支额/投资者投资总额)。由于香港证券交易所没有这方面的正式统计数据，我只能根据培基证券的数据对整个市场情况作出估算。投资者透支率可显示股票市场的亢奋程度。比如说，1997年上半年香港股市高峰期时投资者透支率很高。蓝筹股的融资比例大约是70%至80%，红筹国企股甚至三四线股的比例亦达到50%至60%。
证券公司通常十分愿意为投资者提供股票融资服务，因为边际利润率十分高，对客户的借贷利率往往是最优惠利率加三个百分点，由于其借贷成本是同业拆放利率，利差(Spread)可高达5～8个百分点。
一般来说，当透支率达到超乎寻常的时候，股市的调整可能为时不远了。因此，透支比率是一个反向指标(Contrary Indicator)。从实证数据考察，美国历次股市泡沫要爆破前，投资者的透支利率都先期达到高点。
更重要的是，过高的透支率会加速股市调整。比如说，当利率上升时，股价会趋跌，证券公司将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从而迫使大量客户斩仓，加剧跌势。这对以沽空为主要手段的对冲基金十分重要。他们最喜欢速战速决。
一张大单：老虎基金的对冲手法
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
1998年5月，老虎基金交给培基证券一张大单，委托培基购买1.5亿美元香港电讯股票。一般来说，这样大的单都有一些要求。比如，不超过每日交易量的15%和价格不能高于前一日收盘价的2%等等。后来机构销售部的主管Ian Dallas告诉我，这是他见过的最大一张单，用了一个星期才执行完毕。其实，由于管理的资产规模相当大，老虎基金下单金额都相当大。通常情况一张买单的金额在1亿～1.5亿美元，一张沽空单在5000万～7500万美元。通常，如果基金经理喜欢某个分析员的研究，会通过其工作的证券公司下单，这就是所谓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Commissions)，相应地，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一般都免费送给目标客户。在证券行业，分析员的报酬是同其研究受欢迎程度挂钩的。一个明星分析员一年的收入二三百万港元不是一件稀罕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张买单而不是卖单。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事后看来，这宗单的构思十分精巧：其一，老虎基金预期港元同业折借利率会大幅上扬，持有大量现金的香港电讯会直接得益；而且高企的利率对银行及地产会打击很大，但对当时拥有垄断地位的香港电讯的业务影响不会很大。其二，购买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用股亦是老虎基金沽空对利率及经济周期敏感的地产股、银行股的对冲。
我记得老虎基金购入香港电讯的成本约为13港元。到1998年8月，许多地产、银行等蓝筹股大跌时，香港电讯还企稳在15港元水平。
插曲：与索罗斯基金的一次会面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1998年7月24日，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约我去他们在香港的办公室会谈。接待我的是量子基金全球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罗德尼•;;琼斯和分析员本•;;德索玛，他们的问题像机关枪扫射过来。尽管对香港市场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前景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
刚从中国内地考察归来的他们认为，面临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效益极其低下等重大问题的中国经济迟早会崩溃，而人民币将在近期(指一到三个月)内贬值。他们的论据是人民币同其他亚洲货币相比已严重高估，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影子价格(黑市价)已贬值8%左右(1美元兑9元人民币)。而我的看法是，某些地区人民币黑市价的贬值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民币官价。从经济的基本因素分析，人民币在中短期非但没有贬值压力，而且有升值压力。我的主要论据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扮演越来越大的作用(份额当时超过40%)，出口单位成本大大降低，竞争力在增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隐含人民币有升值潜力；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及充裕的外汇储备能支撑人民币汇价。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宏观对冲基金的立体战术
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香港的资产泡沫及联汇制的内在缺陷为对冲基金提供至少四大投机机会：沽空港元期货；沽空港元利率期货、沽空恒指期货；沽售恒指期权；沽空港股。
沽空港元期货是最重要的一环。沽空港元期货需要完成下述三个步骤：
——以港元利率从跨国银行借入港元；
——将借入的港元以市价卖出，购入美元；
——将购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
当港元对美元汇价贬值时，或者港元利率与美元利率息差扩大时，港元期货的沽空者可以获利。
按照保值利率等价论(1＋港元利率)=(1＋美元利率)×期货价/现汇价，远期港元汇价的下跌会导致即期利率大涨。从实证考察角度，假定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是某英资银行，当对冲基金在远期市场沽空港元买入美元时，该英资银行是在远期市场沽出美元买入港元。为了对冲港元期货风险，该英资银行不得不在现货市场卖出港元来换入美元以对冲。这就是所谓的“掉期交易”。而在现货市场上，该英资银行的交易对手是香港金管局，则港元供应会减少，利率也就自然上升。如果其在现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是另一家商业银行，则港元因供求关系面临贬值压力。为了提高港元的吸引力，银行不得不提高港元存款利率。港元拆息也会因此上升。
而利率期货又同恒指期货、期权及港股息息相关。当利率趋升时，对利率相当敏感的港股会趋跌。恒指期货及期权亦相应趋跌。
因此，以我的理解，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
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当整个市场还处于“疯狂”看好状态时，渐渐地沽空一些极度超买的股票，是一种比较稳妥和隐蔽的策略。据我所知，不少宏观对冲基金在恒指处于15000点至16000水平沽空不少红筹国企股和地产股，然后，再渐渐地沽空利率期货及恒指期
Ⅳ 请解释1998年国际游资如何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做空东南亚金融市场
在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波中，香港股票和外汇市场受到了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对冲基金的强烈冲击，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98年8月28日，数百万香港市民目光被锁定在位于港岛中环的香港联交所和香港期交所上。因为8月28日是8月份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的结算日，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打击以对冲基金为主体的国际游资集团控香港金融市场的第十个交易日。双方经过9个交易日的激烈搏杀后，迎来了首次决战。
28日上午10点整，开市后仅5分钟，股市的成交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而在同月的14日一整天，香港政府仅动用了30亿港元吸纳蓝筹股，就将恒生指数由13日报收的6660点推高到7224点。
半小时后，成交金额就突破了100亿港元，到上午收市时，成交额已经达到400亿港元之巨，接近1997年高峰时8月29日创下的460亿港元的日成交量历史最高纪录。下午开市后，抛售压力有增无减，成交量一路攀升，但恒指和期指始终在7800点以上。随着下午4时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分别在7829点、7851点、790亿港币锁定。最终，香港政府将恒生指数8月13日收盘的6660点推高到28日的7829点报收，并迫使炒家们在高价位结算交割8月份股指期货。
这次战役被称为“香港金融保卫战”，其中各类操纵手法都被使用的淋漓尽致。投机者们为了诱骗中小投资者跟风，降低操纵成本，早在1998年8月初，上海、广州等地就开始流传人民币将贬值10%的谣言，同时，投机者还大肆宣扬内地银行不稳定，为其狙击港元创造心理条件。
临近8月28日期指结算日，对冲基金又从香港经纪商手中借入大量股票。公开消息显示，索罗斯曾向中东石油大亨借入汇丰股票用于8月28日与香港政府大决战。香港政府则自8月14日起大量买入恒生指数成分股，同时拉高8月、打压9月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并指示香港公司不要拆借股票现货给对冲基金，最终成功阻止了对冲基金打压恒生指数，从恒生指数期货上获利的企图。
“跨市场操纵市场最典型的案例应属索罗斯对阵香港的金融大战。”格林大华期货研发总监李永民说，首先索罗斯将资金秘密进入香港，将美元换成港元，并拉高港元汇率；其次，趁资产出现泡沫的机会逢高做空港元、香港股指期货和利用融券做空股票市场；再次，大肆抛空港元，导致股指期货、证券价格大幅下挫；最后逢低平仓获利。
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最终被香港政府识破。李永民表示，索罗斯对香港金融入侵一共有三次，前两次利用上述策略均获得成功，但最后一次香港政府出手，逢低大量买进香港股指期货，稳定股指期货市场，“香港金融保卫战”才得以胜利。
接受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通常而言，跨期现市场操纵是指用拉抬或打压现货或者期货的方式带动另一个合约，从而实现获利的方式。
跨期现市场操纵不仅发生在股票、股指期货市场，还发生在商品现货、商品期货市场上。中信期货副总经理景川说，跨期现市场操纵基本为两种情形，即拉高现货或者打压现货，从而带动期货的上涨或者下跌，令其早已布局好的期货多单或者空单获得操纵利润，我们常常看到的通过控制可交割库存的方式来实现现货的升水或者贴水从而进行逼仓的行为就属于此列；另一种则是通过操纵期货价格的方式，带动现货价格的变动，从而令其现货销售或者现货合同的订单获取超额利润，而这种方式通常都是在期货成交不活跃，操纵成本比较低，或者说操纵成本远远低于现货所获取利润的方式。
Ⅳ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罗斯到底是怎样赚的钱他主要用了哪些方法越简单越明白越好.
自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业井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场危机首先是从泰铢贬值开始的，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大泰铢汇率狂跌20％。和泰国具有相同经济问题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迅速受到泰铢贬值的巨大冲击。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范围内与美元兑换，当大比索贬值11.5％。同一天，马来西亚则通过提高银行利率阻止林吉特进一步贬值。印度尼西亚被迫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印尼盾7月2日至14日贬值了14％。
继泰国等东盟国家金融风波之后，台湾的台市贬值，股市下跌，掀起金融危机第二波，10月17日，台市贬值0.98元，达到1美元兑换29．5元台币，创下近千年来的新低，相应地当天台湾股市下跌165．55点，10月20日。台币贬至30．45元兑1美元。台湾股市再跌301.67点。台湾货币贬值和股市大跌，不仅使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而且引发了包括美国股市在内的大幅下挫。10月27日，美国道，琼斯指数暴趴554.26点，迫使纽约交易所9年来首次使用暂停交易制度，10月28日，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股市分别跌4.4％、7.6％、6.6％、6.7％和6.3％。特别是香港股市受外部冲击，香港恒生指数10月21 H和27日分别跌765.33点和1200点，10月28日再跌1400点，这三大香港股市累计跌幅超过了25％。
11月下旬，韩国汇市、股市轮番下跌，形成金融危机第三波。11月，韩元汇价持续下挫，其中11月20日开市半小时就狂跌10％，创下了1139韩元兑1美元的新低；至11月底，韩元兑美元的汇价下跌了30％，韩国股市跌幅也超过20％。与此同时，日本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加深，11月日本先后有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或倒闭，日元兑美元也跌破1美元兑换130日元大关，较年初贬值17．03％。
从1998年1月开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心又转到印度尼四亚、形成金融危机第四波。l月8日，印尼盾对美元的汇价暴跌26％。l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巨额投资业务的香港百富勤投资公司宣告清盘。同日，香港恒生指数暴跌773．58点，新加坡、台湾、日本股中分别跌102．88点、362点和330．66点。直到2月初，东南业金融危机恶化的势头才初步被遏制。
PS：外因---国际投机者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投机行为分析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索罗斯及其手下认为，这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暗示，便先发制人，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手待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冲击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众多西方“好汉”的围攻之下，泰铢一时难以抵挡，不断下滑，5月份最低跃至1 美元兑26．70铢。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跨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
泰国中央银行第一步便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铣；第二步效法马哈蒂尔在1994年的战略战术，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抹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O00至1500厘。三管齐下，新锐武器，反击有力，致使泰抹在5月20日升至2520的新高位。
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致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当头一棒。
然而，索罗斯毕竟还是索罗斯。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术也就莫过于此了，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并没有使自己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只是比较轻微的。从某种角度上看，索罗斯自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东南亚诸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
索罗斯为了这次机会，已经卧薪尝胆达数年之久，此次他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先头部队的一次挫折并不会令其善罢甘休，索罗斯还要三战东南亚。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振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全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一片混乱，战局错踪复杂，各大交易所简直就像开了锅似的热汤，人们发疯似地奔跑着，呼嚎着。
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铺天盖地面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要想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泰国人只得拿出最后一招，来个挖肉补疮，实行浮动汇率。不料，这早在索罗斯的预料当中，他为此还专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各种反措施纷纷得以执行，泰铢的命运便被索罗斯定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了。泰铢继续下滑，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其被索罗斯所宰杀之状，实在令世人惨不忍睹，泰国人更是心惊肉跳，捶胸顿足，责问苍天。
索罗斯采用的是立体投机的策略，并不是单一的只是外汇的操作。 所谓立体投机，就是利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的金融投机
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不断挤压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在随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过程中，这些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他们怎么做的呢？正如索罗斯本人所描述的“我们用自己的钱买股票，付5％的现金，另外95％的资金用借的；如果用债券做抵押，可以借更多钱，我们用一千美元，至少可以买进价值五万美元的长期债券……”。(索罗斯等著《Soros on Soros》，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它们以自有资本做抵押，从银行借款购买证券，再以证券抵押继续借款，迅速扩大了债务比率，不仅如此，它们还将借款广泛投机于具有“高杠杆”特点的各种衍生工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杠杆比率。据《经济学家》的报道，量子基金确实早在1997年3月就大量买入看跌期权，以掉期方式借入大量泰铢，卖出泰铢期货和远期，因料定交易对手要抛出泰铢现货为衍生合同保值，轻而易举地借他人之手制造泰铢贬值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香港的做法，更是立体投机的经典例子。
一般情况下，由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无套利均衡关系，随着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及其市场的诞生和发展，外汇即期市场、远期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衍生市场之间环环相扣，节节锁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典型例子如1997年10月份以及随后几次国际投机家冲击香港金融市场时，国际投机家先在货币市场上大量拆借港币，抛售港币，迫使港府急剧拉高货币市场同业拆息；货币市场同业拆息急剧上升引起股票市场下跌；同时引起衍生市场上恒生股票指数期货大幅下跌；恒指期货大幅下跌又加速了股票市场的下跌；股票下跌又使外国投资者对香港经济和港币信心锐减，纷纷抛出港股换回美元，使港币面临新一轮贬值压力……。各个市场的连锁反应，最终全面扩大了投机家的胜利果实。
料定对香港外汇市场发动攻击将引起连锁反应，国际投机家在各个市场上立体布局，一方面在各个市场加大赌注，为投机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一旦投机成功即可全面丰收，为承受的投机风险匹配高收益。索罗斯对此做了生动描述：“如果你把一般的投资组合像名称所显示的一样，看成是扁平或二度空间的东西，最容易了解这一点。但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像建筑物，用我们的股本做为基础，建立一个三度空间的结构，有结构，有融资，由基本持股的质押价值来支撑。……我们愿意根据三个主轴把资本投资下去：有股票头寸、利率头寸和外汇头寸。……不同的部位互相强化，创造出这个由风险和获利机会组成的立体结构。通常两天——一个上涨日和一个下跌日——就足以高速使我们的基金膨胀。”(索罗斯等著《Soros on Soros》，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国际投机家进攻香港金融市场时充分运用了这种“立体投机”策略：首先在货币市场上，拆借大量港币；在股票市场上，借入成分股；在股票期指市场累计期指空头；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利用即期交易抛空港币，同时卖出港币远期合约；迫使港府提高利率捍卫联系汇率；在股票市场上，将借入成分股抛出，打压期指……。综合看来，基于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立体布局”使投机家的风险暴露相互加强的同时更令杠杆投机威力和收益大增。
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汇率制有自动调节机制，不易攻破。但港币利率容易急升，利率急升将影响股市大幅下跌，这样的话，只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后再大量向银行借贷港币，使港币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数暴跌，便可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获得投机暴利。自1997年10月以来，国际炒家4次在香港股、汇、期三市上下手，前三次均获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接连不断地狙击港币，以推高拆息和利率。很明显，他们对港币进行的只是表面的进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标，声东击西是索罗斯投机活动的一贯手段，并多次成功。
炒家们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和期指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万点大幅度跌至8000点，并直指6000点。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证券市场利空消息满天飞，炒家们趁机大肆造谣，扬言“人民币顶不住了，马上就要贬值，且要贬10％以上”。“港币即将与美元脱钩，贬值40％”，“恒指将跌至4000点”云云。其目的无非是扰乱人心，制造“羊群心态”，然后趁机浑水摸鱼。8月13日，恒生指数一度下跌300点，跌穿6600点关口，收市时跌幅收窄，但仍跌去199点，报收6660点。其势与沪深股市2001年下半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天天响地雷，周周都下跌，“推倒”趋势震撼人心。
在压低恒生指数的同时，国际炒家在恒指期货市场积累大量淡仓。恒生指数每跌1点，每张淡仓合约即可赚50港币，而在8月14日的前19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就急跌2000多点，每张合约可赚10多万港币，可见收益之高！
第一回合 8月13日恒指被打压到了6660底点后，港府调动港资、华资及英资入市，与对手展开针对8月股指期货合约的争夺战。投机资本是空军要打压指数，港府是红军则要守住指数，迫使投机家事先高位沽空的合约无法于8月底之前在低位套现。港府入市后大量买入投机资本抛空的8月股指期货合约，将价格由入市前的6610点推高到24日的7820点，涨幅超过8％，高于投资资本7500点的平均建仓价位，取得初步胜利，收市后，港府宣布，已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与期市。但金融狙击手们仍不甘心，按原计划，于8月16日迫使俄罗斯宣布放弃保卫卢布的行动，造成8月17日美欧股市全面大跌。然而，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8月18日恒生指数有惊无险，在收市时只微跌13点。
第二回合 双方在8月25日至28日展开转仓战，迫使投机资本付出高额代价。27日和28日，投机资本在股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企图将指数打下去。港府在股市死守的同时，经过8天惊心动魄的大战，在期货市场上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入市前高1200点。8月27日、28日，港府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结果27日交易金额达200亿港币，28日交易金额达790亿港币，创下香港最高交易记录。
27日，8月份期货结算前夕，特区政府摆出决战姿态。虽然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据市场人士说，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
同日，国际炒家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投机香港市场的国际大炒家索罗斯量子基金首席投资策略师德鲁肯米勒在接受CNBC电视台的访谈中，他首先承认量子基金一直在沽空港元和恒生期指。并说，由于香港经济衰退，所以港府在汇市与股市对国际投资人发起的“战争”中，将以失败告终。索罗斯虽然每次的动作都是大手笔，但从来不公开承认自己在攻击某个货币，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
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元港币。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香港市场人士估计，港府在这两星期托市行动中，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预计港府目前持有相当于香港股市2100亿美元总市值的4%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
香港期货交易所于29日推出三项新措施。即是：由8月31日开市起，对于持有一万张以上恒指期货合约的客户，征收150％的特别按金，即每张恒指期货合约按金由8万港元调整为12万港元；将大量持仓呈报要求由500张合约降至250张合约必须呈报；呈报时亦须向期交所呈报大量仓位持有人的身份。
31日，在政府终止扶盘行动后股市猛跌7.1%，但其跌幅比市场人士预期的少。恒生指数下滑554.70点，闭市报7257.04点，全场成交总值仅66亿港元，不到上星期五的历史新高记录790亿港元的十分之一。而有些投资者原本预测该指数可能大泻15%。
但投机资本并不甘休，他们认为港府投入了约1000亿港币，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与港府打持久战。从8月25日开始，投机资本在8月合约平仓的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与此同时，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的基础上趁胜追击，使9月合约的价格比8月合约的结算价高出650点。这样，投机资本每转仓一张合约要付出3万多港币的代价。投资资本在8月合约的争夺中完全失败。
第三回合 港府在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9月7日，港府金融管理部门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受限制，当日恒升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同时，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的稳定，使投机资本的资金和换汇成本上升，投机资本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日，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投机资本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币。9月1日，在对8月28日股票现货市场成交结果进行交割时，港府发现由于结算制度的漏洞，有146亿港元已成交股票未能交割，炒家得以逃脱。
在此次连续10个交易日的干预行动中，港府在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力图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卫网络，令国际炒家无法施展其擅长的“声东击西”或“敲山震虎”的手段。具体而言，港府方面针对大部分炒家持有8000点以下期指沽盘的现状，冀望把恒生股指推高至接近8000点的水平，同时做高8月期指结算价，而放9月期指回落，拉开两者之间空档。即便一些炒家想把仓单从8月转至9月，也要为此付出几百点的入场费，使成本大幅增高。在具体操作上，香港政府与国际炒家将主要战场放在大蓝筹股上，主要包括汇丰、香港电讯、长实等股票。这些股票股本大、市值高，对恒生指数涨落举足轻重。以汇丰为例，该股占恒生股指的权重达到30％，故成为多空必争之股。至1999年8月底，当时购入的股票经计算。帐面盈利约717亿港元，增幅60.8％，恒生指数又回升至13500点。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港府入市大获成功。据称，仅索罗斯就赔了8亿美元。据说中国政府在背后利用手上的外汇储备大力支持港府。不过政府自己开的市场，自己也进去玩，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被格林斯潘痛批）。
97东南亚金融危机索罗斯获利20亿美元(外界揣测）。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时问之长，危害之大、波及面之广，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然而，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外部原因看，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①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正在下降。上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致使竞争力下降，对外出口增长缓慢、造成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1996年，泰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为230亿美元，韩国则高达237亿美元。②银行贷款过分宽松，房地产投资偏大，商品房空置率上升、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日益膨胀。泰国金融机构出现厂严重的现金周转问题，韩国数家大型企业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日本几家金融机构倒闭，印度尼西亚更是信用危机加剧。以上这些经济因素从各个方面影响了汇市和股市，③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大量引进外资并导致外债加重。泰国外债1992年为200亿美元，1997年货币贬值前已达860亿美元，韩国外债更是超过15D0亿美元。④汇率制度僵化。在近年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有较大升值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未作调整，从而出现高估的现象，加剧了产品价格上涨和出口锐减。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势在必行。而货币贬值又导致了偿还外债的能力进一步下降，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从而促使股市下跌。⑤在开放条件和应变能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一体化，当国际游资乘机兴风作浪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知所措或措施不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Ⅵ 东南亚经济风暴具体情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颂并裤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蔽禅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野简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风暴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1.股市价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间，亚洲各国及地区，除了中国外，都面对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湾下跌约2成，余下的地方都超过4成；马来西亚更下跌超过5成。在短短期间，各国及地方都损失四成多的资产，情况实在令人惊心。
2.汇市价值亦出现贬值
经过金融风暴，各国及地方的币值都相继下调。四小龙，除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免去贬值可能性外，其余亚洲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中国除外〕有30%至80%的贬值。印尼的贬值更高达340%。这些都对整体资产价值做成庞大的打击。
3.贬值后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别是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贬值会有助于出入口的竞争力，刺激经济复苏。但事实却刚巧相反，1998年的预测，除了印度外，其余各国和地区都出现负增长。出口下跌的估计达5%至10%。而入口更出现大幅减少。除了台湾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余下跌超过12%以上；泰国和印尼更大幅减少3成。显示贬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减少入口也只能延缓而已。
4.经济前景都出现相当负增长
结果，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由高速增长突然转为负增长。除中、印、台外，余无一幸免。韩、马、泰估计负增长6%-8%；印尼则出现可能18%的大幅负增长。
5.失业情况急趋恶劣
当整体经济呈现负增长时，失业问题肯定急趋恶劣；所有受金融风暴影响的国家及地区，失业率都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显示除台湾及新加坡能维持低于4%以外，余下都超过5%；韩国、菲律宾及印尼等地被估计其失业率急升10%以上。
6.工资下降、楼价下跌
由于失业人员大增，造成劳工市场供大于求。企业雇主乘机调低工资，减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资普遍下调1-2成。同时，因消费力减弱，销售市场欠佳，用者无法负担高昂楼价或租金。造成楼价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况尤为厉害，楼价下跌达3成。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
1.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回报遭受大损
退休保障，特别是个人帐户形式的公积金制度，积累庞大的社保基金；有关当局必须想法投资以保值增值。但投资往往带有极大风险，特别是投资于股票及汇率市场，价值涨落波幅很大。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导致股市汇市相继大幅下调，将令很多社保基金损失惨重。这里尝试看看香港情况。
由于香港已决意发展强制私营公积金，这里将分析对其可能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差不多每十年发生一次。投资回报须以周期性来分析，不能断章由某高峰期来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灾是1987年，便不适宜用1983年来估算，应从股灾后起投资至另一次大股灾如97年为一周期，才能较准确估算投资的真正确实的回报。
就现时强积金草案纵容高风险投资策略，容许以百分之百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即使以最后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资产投入股票市场，并只以现时香港的金融风暴的影响来计算（若用东南亚情况计算，灾害更大），一旦出现问题，非同小可。
在过去十年投资周期，香港私营的整体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只有6%（假设股票损失3成）。这估算低于年均通胀率8.8%。换言之，强积金草案的高风险投资策略易受金融风暴摧残。
强积金办事处回应1997年投资回报只损失7%；但参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资产变化，即可见1997年大多损失30%至50%不等，可见笔者的估计准确可信。换言之，私营强积金的高风险的投资策略不能抵受金融风暴的打击，导致市民极大损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稳重投资策略（即30%股票40%债股和30%银行现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有9.5%（假设股票损失30%）。换言之，对比年均通胀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据最新1998年6月底结算，土地基金的投资也难以保值。可见亚洲金融风暴的杀伤力。相信现时亚洲大多数采用公积金制度的国家，其基金的损失会是惨重的，将严重削弱回馈能力。
2.失业人数增加，供款缴费雇员减少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失业率急剧趋升，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达10%。这表示有1/10的雇员不能供款缴费，而其雇主供费缴费部分，亦相应损失。那么供款缴费总金额肯定损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这些情况延续3年，情况将更为恶劣。因为大部分国家的估算很少预测失业率达10%以上的，这将造成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精算测算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3.工资下降，供款缴费金额减少
避过失业的雇员很可能会遭雇主减压工资。因经济不景，失业大军增长，雇主会趁机减工资，以降成本，增利润。当工资下降，自然在供款缴费率不变情况下，雇员雇主双方的缴费金额数目相应减少，导致社会保险总金额也会下降。当然这会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4.企业困难增多，撇帐和不缴费上升
由于经济不景，很多企业会出现倒闭、裁员、减薪或迁离。结果企业负责供款缴费部分减少。另有些企业勉强维持运作，但难以兼顾雇员福利，于是剥减员工福利。首当其冲当然是社会保障利益：志愿性质的企业退休金，医疗保险等会取消或削减；国家立法规定的社会保障计划，也不一定能应付；不能供款缴费比率会相应增加，直接影响社保基金的财政稳健性。
5.失业人数增加，失业保险及社会援助财政负担加重
由于失业人数增加，自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多，直接加重失业保险金的支出，导致财政负担加大。另由于失业保险金一般只提供6个月至1年的保障，领取完毕后仍在失业的只能转向领取社会援助金。西方国家例子可见一斑；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金占其总数的4成至6成。现时香港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占社会援助个案总数超过10%，正在走向西方情况。这造成政府财政重担。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启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
从上表1至表6的分析结果，投资股市的风险是极高的。即使依国际惯例限制少于30%投资于股市，其后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难以抵御金融风暴，要蒙受损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近期美国秘密式的对冲基金的违规做法，亦暴露其缺点及风险，损失过千亿美元，产生国际银行体系的连锁影响，导致美国政府也介入干预及挽救。相信，若没有其他更好的监管方法，这类隐蔽式的危险投机团体，还会是无日无之，在背后操纵金融市场。对于以社会保障为目标的社保基金，实不宜冒这些风险，以免伤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可保值及创造就业机会
社保基金不投资股市，可转移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不但稳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经济效益。现时很多亚洲国家，尚未依政策规划，提供足够的服务，满足不同对象的需要。因此，可以借此机会，增加发展社会服务速度，满足社会需要，从而可即时创造就业机会，聘请人手，提供服务。
投资发展社会服务来增加就业机会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为很多低技术的中年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在一般情况下，低技术的中年人士，不论男女，都是较难与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竞争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上年纪的人士亦较难接受技术培训，较难提升技能。但社区服务，如个人照顾、家务助理、家居维修等便民服务，是颇适合中年非技术人士来但任的。因此，这些社会服务的设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较高层面来看，社会服务的发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医疗等将更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减少贫困。下面以香港情况来说明论点。
现时轮候公屋人士超过15万份申请表。假若香港特区政府能坚持每年兴建5万个公屋单位，将大大减少轮候人数，缩短轮候时间；且能满足未来香港人口的增长，达至800万人。除了较快地满足住屋需要外，其创造就业机会及功能效果是显著的。建造公屋可为建造业带来生意，聘请建造业工人；入伙时，住客需要装修设计，增设家用电器、家什杂物等，产生连锁性的经济效益，使整个销售业、百货业兴旺，自然增加就业机会。在公屋户区内的大型商场会增加零售业的发展。
同样，为了改善教育质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现时的中小学。现时的教职员办公室是非常挤迫，难以发挥老师辅导学生的能力。现时师生比例太大，有减少每班学生人数的需要，以增加老师对学生的关顾。
同样，改善医疗设施也发挥相同的效果。现时报章常有报导医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设帆布床；医院人手不足，特别是护士及护理人员等。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区医院，招聘更多医护人员，以维持及改善服务质量。加建医院，增设医学科技设备，加聘人手等，将有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因此，发展整体社会服务，不但能改善社会工作服务、教育、房屋和医疗的设施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要，也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也许政策制订者会问：究竟投资入社会服务建设可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且以北京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为例来分析。“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们靠自己的经济收入，用10到20年时间，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买下这样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区县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买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规定的购房成本价，城近郊区为每建筑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间50平方米小房计算，造价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这供款如同交租，占现时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订在25%，中下层人士每月供300元，那么有60元或20%的利润。可见投资社会服务基本建设是可保值增值的，还可带来相关社会经济效益。
3.应以基本保障为主，维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额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股市市值下调，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损失两成以上。甚者，更会影响基金财务健全性。因此，社会保障金额水平应维持于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为主；不宜过分扩展，来保障社会中产阶层人士。这样会使社保基金保持稳健，即使受金融风暴打击，亦能保证融资充裕，有足够基金提供社保金给予基本需要人士。换言之，在世界金融体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后，仍恐怕会有很多隐蔽组织如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等趁机炒卖，应把“维持低水平社保金额以保障基本需要为主”的政策订为长期国策，不宜修改。即使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额水平。一则可避免如金融风暴的突如其来的破坏，同时可采用丰富资源用在社会服务式的社会保障，三则更可维持市民工作动力，不因社保金额水平过高而挫伤劳动积极性。
4.不应设立失业保险，造成财政负担
应否设立失业保险常常成为改策的争议。但经亚洲金融风暴一役，其后遗症显然导致大量失业。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仍可维持失业率在5%以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都接近10%或以上。试问要为这么庞大的失业大军提供基本的失业保险金，所花费的财政将会是天文数字。一下子要拿出这笔金额，将会对已备受冲击的经济不景下的政府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制订稳健的社会保障政策适宜避免设立失业保险。保障失业者，可改由社会援助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证不会跌穿社会安全网。对应付诸如金融风暴的危机，这种社保安排会较为妥善。
事实上，一般西方国家的失业保险安排，都是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半年至一年后，届时若还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转移申请资产入息审查的社会援助救济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根本无须为有一定资产储蓄的失业者提供过渡性质的失业保险金。
即使以没有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中国来说，为所有非自愿性失业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资产储蓄的中产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将造成很多后遗症。
(1)失业保险财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业保险以来，1992年失业保险支出，因失业人数增加，便达到前来年总和；1994年的失业保险支出，又是前7年总和的1.2倍；有些地区已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余的基金只能维持200万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据预测，从1995年到2000年，由于企业破产解雇，减产裁员的职工将达1800万人，年均300万人。加大10倍失业保险基金也不一定足够应付（《中国再就业工程实施指南》，1998年）。
(2)失业保险制度名下出现各种开支，包括医疗费、丧葬补助费、亲属抚恤费、生产自救费和管理费等，难以监管审计。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单位、劳动者、工会和公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机构，其实效有待证实。
(3)现时适用范围限于国有企业，若推广至各种企业制和打破城乡界限，承担的责任将超越数亿人，包括1.2亿的乡镇企业工人。是否可以承担，实成疑问。
较可行的办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为失业者提供“安全网”保证基本生活需要。而有关资源则可用作再就业服务资金，提供职训津贴，以鼓励改进本身技能、转业准备、寻找职业和生产自救。这比设立失业保险金为佳。事实上，现时中国国策也是把失业保险的救济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简正名，倒不如选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职训津贴补助来得更直接有效（详尽分析日后可见莫泰基等编，《香港劳资关系与社会保障》，2000，中国劳动出版社）。
5.制定贫穷线，作为社会援助金的安全纲水平
不设立失业保险，则必须有一个妥善社会援助制度。但很多社会援助制度都是因随政治争执而改变，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适当保障水平，照顾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较有依据的做法是选择适当的方法，制定官方贫困线，以此为社会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会安全网形式，成为社会最后防线，保障市民。这样会有效率地照顾最有需要的人士，并保证社会安定，维持良好治安法纪。
【参考文献】
1 李罗力主编，1998，《第二冲击波——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全球经济大变局》，贵州人民出版社。
2 姜建青主编，1998，《海外金融风潮评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