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哈特股票组合投资

『壹』 富可敌国的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神的崛起

《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神的崛起》是一部权威的对冲基金发展史，充满了对美国金融界人物戏剧性沉浮的引人入胜描述。在《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神的崛起》中，华尔街的生存之道、美国金融界的商业文化被演绎得出神入化。
《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神的崛起》的作者对该行业进行了包括300个小时访谈和无数内部文件在内的深入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讲述了关于对冲基金鲜为人知的故事：从该行业的鼻祖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到乔治?索罗斯，再到许多其他不那么出名但在这个领域同样有影响力的人物，从1987年的股市暴跌，到网络泡沫，再到抵押贷款证券的崩溃。在这个过程中，对冲基金参透了市场的玄机，不断赚取巨额财富。它们的创新改变了世界，孕育了特殊金融工具的新市场，改写了资本主义的规则。
《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神的崛起》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更是通向未来金融体系的窗口。 推荐序一 对冲基金：智慧的独行侠，还是捣乱的坏孩子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推荐序二 对冲基金与中国
刘震
中国首只对冲基金负责人
易方达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
中文版序
引言 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
第1章 谁缔造了对冲基金第一个神话
第2章 大额交易的高手
第3章 趋势分析时代来临了
第4章 金融炼金术
第5章 这只“大老虎”比任何人都懂股票
第6章 每次扰乱市场的都是他
第7章 狙击英镑的“白色星期三”
第8章 对冲基金的狂欢结束了吗
关键词：格林斯潘 迈克尔·斯坦哈特 债券市场危机
第9章 是嗜血的金融大鳄，还是悲悯的救赎者
第10章 敌人就是自己
第11章 宏观型对冲基金时代的终结
第12章 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的新活力
第13章 不可复制的神秘“大奖章”
第14章 它可能引发火灾，也可能是消防员
第15章 谁是风暴中最大的赢家
第16章 “剩”者为王
结论 金融业的未来取决于对冲基金的过去
附录：老虎基金创造了超额利润吗
译者后记 [推荐序]
对冲基金：智慧的独行侠，还是捣乱的坏孩子
巴曙松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关于对冲基金，市场最为津津乐道的，要么是他们如何在动荡不居的金融战役中获得巨额财富、对冲基金经理每年获得的数以亿美元计的丰厚奖金以及这些对冲基金经理个人的传奇般的才能，要么是他们如何成为金融稳定的巨大冲击力量，密谋于暗室，以令人出其不意的操作手法，冲击政府的政策与市场的防线。
这样两个完全对立和迥异的形象，智慧的独行侠，还是捣乱的坏孩子，在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几乎同时得到了集中的展现：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许多对冲基金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依然盈利丰厚，我们同样也看到监管者把不少危机的导火索归结为对冲基金。
实际上，许多对于对冲基金几乎矛盾的看法，源自于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投资群体的不了解。因为信息的披露有限，公众可以获得的关于对冲基金的信息与资料往往一鳞半爪，各种误读当然就难以避免。我曾经遇到几个全球较大的对冲基金，他们的办公室往往不再繁华的中心商务区，而往往是在一般的公募基金很少去的安静场所，我曾经见到一家全球较大的对冲基金在香港的公司，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居民小区办公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关于对冲基金的著作凸显了其独特的价值。
本书跨越了更长的历史、包含了更多位传奇的对冲基金经理的故事，并且将离我们最近、破坏力最强的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这些对冲基金的生死存亡故事也鲜活展现给读者，为读者丰富了难得的一线市场体验。无疑，本书精彩讲述了对冲基金这一神秘群体的奇闻轶事。作为一名研究学者，在饕餮这些精彩故事之余，我更加关心的是对冲基金行业背后发展的轨迹，这一产业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作用。因此，从专业金融研究的视角，剥离掉精彩的故事细节，对对冲基金与前沿金融理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希望能够对读者提供一定的指引。

『贰』 如何做外汇投机交易

一、什么是投机想要做好投机，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投机。投机一词源于拉丁文的speculari，意义是“暗中查明情况并予以评判”。我对投机的理解是：在当前事实基础上，依据合理的逻辑和经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或结果进行判断，并根据信心（可能性）的大小进行下注。二、投机的要素欧洲证券教父科斯托拉尼说过，要成为一个好的投机者，需要具备资金、想法、耐心和运气4个因素。运气是外界因素，并非个人所能决定；耐心，属于个人性格范畴，也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重点。不过说到个人性格对投机的影响，我认为还要加上一点，即果断。抛开外在因素——不能被人所控制的运气及属于个人品性格特点的耐心与果断，那么剩下的就是资金和想法了。三、资金管理第一对于资金这一项，科斯托拉尼的要求是要有完备的资本。然后就是保护好资本，以便在市场里生存下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为“股市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是合乎逻辑的事情”，科斯托拉尼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下了最精辟的注释。市场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人，因为人性。投机鬼才巴鲁克说过，股票市场产生波动，所记录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类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是数以百万计的一个个男人和女人如何感知这些事件可能会对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换句话说，最重要的是，外汇市场就是人，是人们在努力阅读未来。而且正是因为人类具有的这种孜孜以求的特性，外汇市场才成了一个戏剧化的竞技场，男人、女人在场上拿他们相互冲突的判断进行较量，让他们的希望与恐惧相互竞争，用他们的优点和弱点彼此对抗，以他们的贪婪之心与抱负理想进行比拼。人类大众的疯狂性使得你永远不知道市场会炒到哪里去，如果盲目坚持，在市场纠正自身的错误之前，你可能早已被市场完全击溃，无力东山再起。更何况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缺陷的，市场总是错的，但也有可能错的是你。因而在投机市场上没有一定稳赚不赔的买卖，没有一笔交易值得赌上所有的资金。当我们遇到麻烦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风险控制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那么该如何进行资金管理呢？每笔交易的风险应该限定在多少以内合适呢？答案因人而异，甚至因每笔投机不同而有差别，但总的原则是：任何一笔投机即使失败都不要紧，不会对资本造成太大的伤害，还有能力多次下注，有多次翻身的机会。四、想法从何而来聪明的汇市交易商总是有想法的，但至于想法是对还是错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拥有想象力并坚信他们的想法。那么想法从何而来呢？科斯托拉尼认为，对于些职业投机商而言，他们95%的工作是在白白浪费时间，研究图表或商业报告，却忘记了去思考。对一个投机者而言，其实思考才是最重要的一环。但思考也不是漫无目的毫无边际地思考，而是建立在研究或交流（别人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或说思考时可以天马行空，但想法突现之后，还是要在研究或交流的基础上将其做成具体的策略计划。那么该如何研究或交流，从而为投机提供好的想法，进而做成具体的策略计划予以实施呢?斯坦哈特把不同观点定义为以事实为依据的、明显不同于市场普遍观点的看法。他甚至认为唯一有效的分析工具就是高水平的另类观点。这要求掌握更多信息，对局势有比别人更深入的了解，还需要深刻理解市场的真正预期是什么。如此以来，正确的另类观点变成共识的过程便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巨额利润。理解预期至少跟了解基本面知识一样重要，这两者往往是不同的。斯坦哈特认为，要花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听涵盖了所有投资领域的投资观点——很多情况下是我们了解甚少的那些行业。要成为了一名专注的听众。为了有效理解这些观点并方便日后管理，他建立了一个系统，回避了各行业的专业知识。简言之，他透过每个观点内在的不同视角来问正确的问题。一位署期实习生几年后回忆起他第一天上班时斯坦哈特给他的建议。斯坦哈特告诉他，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在两分钟内告诉自己4件事：（1）自己的想法；（2）大多数人的看法；（3）不同观点；（4）触发性事件。五、制订计划（信心、规模、时机、止损）有了好的想法，准备好了资金后，该如何实施投机交易呢？计划该如何制订呢？投机的核心问题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下大赌注，什么时候该下小的赌注或不下赌注，即规模的控制。交易既是一个概率游戏又不完全是。说它不是，是因为交易并不是一个做100次有70、80或90次正确就赢了的游戏，很多人在这里被误导了。交易是要从整体上看赢的钱比输的钱多才是胜的游戏，而不是赢的次数。说它又是一个概率游戏，是因为想要从整体上赢的钱比输的钱多，我们需要在我们把握较大时下大的赌注，即某一次交易赢的概率较高时要加码。交易是一个失败者的游戏，如果我们该赢时还不能尽可能地多赢（相对于每次输的数额来讲）的话，那么最终我们一定是输。因而，一笔投机规模的大小首先与信心有关，信心越足，可用于冒险的资金数额就越大，因而规模就可能越大。但可冒险资金仅是决定规模的一个因素，决定规模的另一个因素是止损的空间。在资金一定的前提下，止损越宽，则规模越小，止损越小，则规模越大。或者反过来说更能说明问题，即在资金一定的前提下，规模越大则可供回旋的余地越小，增加了被洗出局的可能性，而规模越小，则可伸展的空间也越大，但这样也就限制了获利的空间。这就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究竟是大规模小止损还是小规模宽止损呢？于是，另一个因素——时机就被牵扯进来了。对时机的把握能力决定了止损的空间设置，若时机把握能力强，判定进场之后市场逆向波动的幅度和时间小，则止损的幅度可设置的小一点。否则，我们就需给予足够的空间以防止随机波动将仓位洗出市场。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技术面也可能与止损的设置有关，但不是最主要的。于是，信心、规模、时机、止损的相互平衡构成了投机最核心也是最难的问题。在总资金一定的背景下，信心和时机的把握决定了规模与止损的平衡取舍。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心越足规模就越大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总资金相同的情况下，对第二笔投机信心的强劲使得我愿意拿两倍于第一笔投机的资金去冒险，但我对第一笔交易时机的掌控能力更强可能使得我可将止损设为仅为第二笔交易的1/4，则尽管第二笔投机成功的概率更大，但规模上第一笔交易仍可为第二笔交易的两倍。有了想法，有了资金管理，又解决了规模如何控制的问题，在具备耐心和果断性格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制订一个投机策略计划并加以实施就不是一件难事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计划最终能否获利（不是成功，只要做到了前面几点，严格实行就已经是成功了）就要看老天爷（运气）的了。

『叁』 迈克尔·斯坦哈特的短线高手

与巴菲特不同，斯登哈德并不迷信长线投资，虽然他有时也会这样做。他立足于短线，认为10%、15%的收益积累起来要比囤积股票来日待涨要可靠的多。他觉得这种所谓的长期投资的收益是比较虚无的，"等到长期投资的股票赚到钱以后，短线上获利金钱已经摆在那里一年了"。基于这种理论，他把从117元启动的IBM股票在132元就获利了结了，同时在该价位做空，股价下跌到120元时平仓。斯登哈德承认IBM股票的确可以获得长线利润，但他不只是在那里等待股票涨到自己的价位，他做的更多也得到了更多。
斯登哈德喜欢短线，他对方向性的判断异常的准确，当他得知利率有可能下调时，便毫不犹豫买入了债券 。为了在第一时间知道信息，他每年花3500万美圆购买华尔街上所有的资料。经管如此，他从不夸大短线操作的效用，他希望各种短线技巧不要被炒得过热，他还希望人们可以在短线被夸大其词时重新关注长线趋势。
辩证眼光
斯登哈德花费巨资购买华尔街的情报，但他从不相信经纪人的观点，"假如一个经纪人伟大，那么他便不会出卖他的观点，因为回报率太低"。他始终相信那些人只是随大流的，他们始终在做的事就是不断的改变他们的观点，然后找出一些理论依据。斯登哈德倾向于自己独立的思考，他的不受约束的 思维使他能把握那些"方向性"的变化。斯登哈德喜欢的股票通常在不久之后成为世人瞩目的对象，而他也尽可能的利用新的投资工具，介入新的投资领域。如果一旦了解到他的投资组合，人们会惊奇的发现斯登哈德的注意力集中在股市的各个领域，股票杂乱没有内在的逻辑性，但是这却是威力最大的投资组合之一。斯登哈德的 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不盲从，对华尔街上满天飞的最新预测始终有清醒的认识。
斯登哈德用他成功的事实告诉我们如何去看待股评家，我们需要股评家，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股市热点，掌握全世界金融投资领域的最新动向，他们也可以对股市中的风云变幻说出个所以然来。正因为这样，股评家是市场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是斯登哈德每年花费巨资购买华尔街的所有的消息的原因 。但是，股评家并不代表市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成熟证券市场，代表股评家多空观点的股市分析师指数一直是一个反向的指标，这很说明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迷信股评家，这和不要迷信任何的技术秘诀一样，股评 家即使没有道德问题，他们也只是凡人。

『肆』 迈克尔·斯坦哈特的身世简介

迈克尔·斯坦哈特出生于一个珠宝商家庭。一岁时，父母离异。作为补偿，他的父亲没有给他现金，而给了他100股费城迪克西水泥公司的股票，及100 股哥伦比亚天然气股票。斯登哈德13岁时，在布鲁克林着手研究交易报道及跟踪“世界电讯”上所载的那些股票价格。他说过，“我那时对股票一窍不通，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了解股市。”他开始频繁地进入美林公司的办公室，“同这些吸着雪茄的老人观看屏幕。我被它迷住了。”不久，他开始买卖股票。
16岁那年，他凭借出众的智商考入了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金融学院，19岁便提前毕业。
1960年，他在卡尔文·巴洛克互助基金里找到了一份证券研究的工作，从而开始了他在华尔街传奇的投资生涯。
斯坦哈特的真正发迹是在1967年，当时他在在利布·罗兹证券公司做首席分析员，进而认识了法因和贝科斯兹， 三人一拍即合，共同酬资770万成立新公司，首年获利30%，次年获利84%，而同期的标准普尔指数仅仅上升6.5% 和9.3%。如果投资者在1967年购买斯登哈德的基金，在20年后，便可获得100倍的财富，年平均增长率为27%。 1969年，三位合伙人都变成百万富翁，后来，法因和贝科斯兹相继离开开创新的基金，斯登哈德独自管理套利基金依然战果斐然，20年内，他成为了亿万富翁。
斯登哈德反应敏捷，思维跳跃有想象力，从不迷信任何的金科玉律，在短线操作上更是行家里手。后来，斯登哈德迷上了犹太教，甚至把他的资金投向了以色列。

『伍』 谁能介绍一个均线理论的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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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全球对冲基金二十年的发展史有些什么

对冲网的智库网络里提到：全球对冲基金发展史就是一个激烈残酷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他们的投机登峰造极，他们的垮台也令人猝不及防。次贷危机一波一波蔓延，又将对冲基金推到了火山口。在新一场的“货币战争”前，对冲基金何去何从？

对冲网的智库网络里提到：全球对冲基金二十年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激烈残酷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期间的一幕幕悲喜剧，留给世人几多感叹，几多沉思。

上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势头以及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大变革”导致日本和北美的金融开放，全球对冲基金蓬勃发展，仅1990年到2000年的短短十年，就有3000多个对冲基金在美国与英国出现。不过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基金的倒闭。

因利率上升和行业经历了1991到1993年的调整，1994年对冲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在行业历史上首次缩水。1995年夏，布鲁斯·科文纳，传奇的货币与大宗商品投机客，解散了他的美国基金并把其管理的卡克斯顿18亿美元资产的三分之二还给了投资者。卡克斯顿成立于1983年，在其存续的绝大部分期间平均年度回报至少有30%，但1994年出现亏损，1995年艰难挣扎。在接下来的10月份，迈克尔·斯坦哈特26亿美元的合伙投资基金对冲基金也令人震惊地关闭了。斯坦哈特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人之一，以激进、短线风格和大手笔、冒险的出手而著称，给投资人赚了许多钱。他在1967年就开始设立运作基金，是行业内的先锋人物，超过30%的平均年度回报使其在顶峰时期管理的资产达到44亿美元。

1997年7月，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创立者乔治·索罗斯狙击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其旗下量子基金的规模和投机活动也达到顶峰，震惊世界。但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眼里，索罗斯所引领的对冲基金是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贬值的罪魁祸首。

1998年是对冲基金业难忘的一年。那年9月，此前取得辉煌战绩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遭遇滑铁卢。这家由所罗门兄弟前交易主管约翰·梅里韦瑟在1994年创立、拥有梦幻组合团队的基金，在一系列投资错误后面临资金和信用危机，濒临倒闭。在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下，以美林、摩根为首的十几家国际金融机构注资36亿美元购买了其90%股权，共同接管了该公司。不过，坏运气在延续。除了长期资本公司、埃佛勒斯资本的崩溃，罗伯逊的基金回报也在第四季度被一笔勾销，索罗斯旗下的一只基金则亏损了18%。数据显示，当年专注投资美国股票的对冲基金平均回报率为12.7%，远低于标普500指数28.6%的收益水平。

新千年对于对冲基金而言没什么喜庆，2000年3月，资产规模60亿美元的老虎基金宣布关闭并清盘，而索罗斯的基金这一年在投资科技股的尝试随着市场泡沫破裂而失败，首席投资官明星经理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等几位核心人物也相继离去。索罗斯宣告金盆洗手、不再从事全球金融市场投资，同时旗下的量子基金、量子新兴基金将合并重组为量子慈善基金，采取保守和低风险的投资策略。

2002年以来，在投资需求推动下，并伴随着股票市场回升，对冲基金的资产规模呈现迅速增长。2004年12月，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到达1万亿美元，创下新纪录。2005年8月，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成为非官方的对冲基金之都，这里有超过100只对冲基金，管理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占全球对冲基金资产的约十分之一。

2006年8月，纽约最大的一家从事天然气期货交易的对冲基金——MotherRock，6、7月在天然气市场遭受巨额损失后宣布关闭。随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康涅狄格的AmaranthAdvisors，尽管有全球引以为豪的风险管理系统，还是由于一次天然气投资失误而在一周内损失了50亿美元，使得其管理的资产缩水了一半。几天后，再次赔掉了10亿美元，Amaranth协议将其能源的资产组合出售给JP摩根和CitadelInvestmentGroup。月底，在与花旗集团商讨了资产分拆出售的可能性后，Amaranth宣布清盘，成就了行业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失败。

据对冲网指数与评级研究院统计：在2001年到2006年的五年里，对冲基金的资产从5640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数量从4500只扩张到12000只，5年增长率达到200%。2006年底，对冲基金百强所管理的资产已经从上年的7200亿美元攀升到1万亿美元，升幅达到惊人的39%。对冲基金的扩张蔓延到全球，100强中有23家位于美国之外。

2007年上半年对冲基金平均收益率为7.77%，高于同期的标普500指数的6%，但低于MSCI的8.01%。在回报率的背后，是次贷危机下的“山雨已来”。6月，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因巨额亏损陷入困境，之后这两只基金宣布破产。8月底，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宣布出资16亿美元拯救伦敦的一家对冲基金CairnCapital。事实上，在当时饱受煎熬的对冲基金远远不止这几家。

同期，美国高盛集团于2007年8月13日称，它与部分投资者一起向该公司旗下一只对冲基金注入了约30亿美元资金“自救”。截至2007年8月的第一周，这只名为“环球证券机遇基金”（GlobalEquityOpportunitiesFund）的对冲基金净值损失大约15亿美元，达30%左右。该基金的资产净值在新的资金注入之前为36亿美元。保住面子是高盛此役的重中之重。参与这次注资行动的投资者包括C.V.斯塔尔公司、佩里资本公司（PerryCapital）和美国亿万富豪伊莱·布罗德。

2008年伊始，稳坐美国投行前5强的贝尔斯登几十年的光辉历程毁于一旦。6月，鼎盛时期资产额超过140亿美元的美国HBK投资公司旗下基金遭投资者巨额撤回资本，公司资产缩水至115亿美元；而另一家对冲基金巨头法拉伦资本管理旗下的离岸投资者基金当时面临14亿美元甚至更多的撤资。

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西方投机力量为了降低次贷危机造成的巨额损失，一方面引入发展中国家主权基金为其注资，为次贷损失买单；另一方面假借发展中国家需求增长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肆意炒作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在雷曼申请破产保护后，欧洲一些对冲基金陷入了恐慌，因为它们无法收回抵押给雷曼的资产，促使它们对交易平仓。同时，纽约和伦敦的其他对冲基金目前正努力从其他集团收回抵押品，从而造成了更多的压力。卖空禁令迫使一些交易柜台停止了业务，这又唤醒了人们对对冲基金可能崩溃的担忧

资料来源：对冲网智库网络

『柒』 为什么很多人仿效巴菲特失败

因为巴菲特学习能力和他接受信息的广度、及时性；他对待经济问题的独特视角都不是容易仿效的。学了半天只学会了形象，没有学内涵。

『捌』 短线低吸赚钱的法宝

月季线上行，周线无明显下行的日线下行无力出现掉头特征时入场做短线是不错选择，止损放放日拐点处，止盈设止损1.5倍，不可贪心。三根红箭头线分别为止损、入场、离场，这样的入场机会比较容易找。看如下图一、图二。这个方法简单，需要的是寻找耐心和等待机会，没机会绝不可强入。

图二

『玖』 世界是弯的的序言

在开始写作这本关于当今全球经济新发展的书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挫折感。我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在前一分钟运作良好，而在接下来的片刻之间，世界就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信息革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世界经济转变成一台真正的全球财富机器，全球的股票市场也得以飞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紧接着股票市场却急转直下。然后就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家庭的抵押借款很快就超出了整个家庭财产的价值。他们发现，他们家庭的所有积蓄—即使他们的现金被放进了原本以为非常安全的货币市场基金—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世界已不再是平的
为了全面了解这个新的全球体系的含义，我开始重新阅读关于全球化的经典书籍—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对全球化令人信服的描述主要集中于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系统。整本书就好像在实施一种“催眠术”—把读者从班加罗尔的印度硅谷带到了中国东北部。弗里德曼的书描述了数字技术如何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以及其给全球供应链系统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技术的变化也促使全球各个国家的商业人士在商业交往中能够在世界的商业平台上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相对优势。作为《纽约时报》享有盛誉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警告，美国的经济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新环境，否则就会出现萎缩。实际上，这本书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向世界各个国家的众多读者介绍了这个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新世界。
在重新阅读完《世界是平的》一书后，有一天，我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白宫对面的海–亚当斯酒店与一位老朋友—他的名字叫约翰·德普雷，他曾经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长期的对外政策顾问—共进午餐。“德普雷，”在我们落座之后，我说，“我正在以极其失望的心情探讨全球化问题。坦率地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世界不是平的。与创造产品和服务的世界不同，在金融世界中，没有任何发展趋向是直线式的。相反，我们所面临的是持续不断而且无法预料到的断层—各种不确定的迂回曲折常常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市场参与者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金融世界中，很少有发展趋向是呈直线式的。”
德普雷—这位60岁的智者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托着下巴，视线从远处的拉斐特公园一直转移到白宫前面的廊柱上。“那么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停顿了几秒钟后开始慢吞吞地说道，“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弯曲的。”
“是的，”我回应道，“对金融市场来说，世界是弯曲的。我们看不到任何地平线。结果，我们的视线被限制住了。这就好像我们被迫要穿越危险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而到处是陡峭的山谷，每攀登一步都会危险重重。我们看不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事情总是让我们感到吃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就现实背景来说，金融市场一直被一种不确定的、不完全的信息困扰着—它缺少透明度。到处都是投资者和交易者不知道或无法知道的事情。但在新的全球经济体制下，这种“疯狂的”全球流动市场不仅增加了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也使得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关系和相对重要性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
金融市场中出现了很多对投资前景相当乐观的新参与者。好像突然之间，大量的资金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工业化经济体中的银行家、商业人士和政府正在与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人士、初创企业和传统的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以吸引这些资金。随着新型证券化债务、夹层投资①以及其他一些疯狂而复杂的金融投资工具的出现，要想在任何时间都能够明了投资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投资者需要一些新的投资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但确切地说，这些新的投资信息指的是什么呢？他们能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呢？
金融市场总是在一种信息和分析数据不对等的情况下运作。你所认为或知道的是这种情况，而我所认为或知道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但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交易者必须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勇气和本能做出决断。市场的“舞台”越大，风险就会越高，而整个市场体系—由于它的规模和复杂性—也会变得越脆弱。这就好像一座纸牌搭建的房子，任何一个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房子的坍塌。当然，这一切未必会发生，但当权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应对。他们需要开始认真处理那些以前他们毫不在意的事情。
思考一下，我们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吗？我们知道日本家庭主妇—听起来很奇怪，但她们对世界储蓄资金的流动方向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头脑中想的是什么吗？对于我们最大的、最值得信任的金融机构，或者说这些机构所采用复杂金融工具的会计分类账目的精确性，我们又有多少了解呢？我们知道今天受“非民主国家”政府控制的大量储蓄对全球的长期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有，全球财富的不均衡占有所蕴涵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是什么呢？
另外，市场明显缺乏关于什么才是最关键问题的导向信息—不论全球化趋向本身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受人们对自由流动的资金和产品需求暴涨的影响，全球化的市场正在逐渐升温。令人吃惊的是，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6%的美国民众，甚至是共和党人，都认为自由贸易正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由次贷危机带来的2007年和2008年信用危机所导致的混乱与动荡也没有化解这场矛盾。反全球化运动的最新战斗口号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可能最麻烦的是，”当午餐结束的时候我说道，“大多数人缺乏一种历史性的判断视角。他们认为，繁荣时期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中间年龄段的市场参与者一般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没有那种对于7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石油短缺时期—这些都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之前—的印象。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当前这个令人吃惊的股票市场和充足就业机会背景下的高产能经济世界。很多全球化的支持者都被卷进了一个自我满足的‘旋涡’之中。因此，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脆弱的，并且更容易受到政策左右的经济世界。”
“最重要的是，”我对德普雷强调，“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认识到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没有认识到由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繁荣局面会因为良好的经济政策和行为—这些政策和行为由立法贯彻实施或者通过对经济的安全调控而得以实施—所带来的出其不意的结果而悄悄消失。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既会对我们国家的福祉有积极影响，又会对我们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的状况之中。”
最后我总结，弗里德曼的书只是精彩地展示了全球化这个命题的第一部分，但这里还有全球化的第二部分—全球化命题的金融部分。比如，让我们看一下次级抵押贷款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即使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挪威的一个小村庄也会面临将来严重的财务问题—因为它的财务经理对花旗集团的一种叫债务抵押债券①的投资产品进行了大量投资。当位于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债务抵押债券就会变得不值钱了，那么这个挪威的小村庄也就不得不关闭幼儿园和老年健康服务中心。
最后我们又把谈话转到了历史方面，我们一致认为关于世界当前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困境，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实际上，今天的世界经济与1870~1914年间所出现的综合市场和繁荣局面—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其为“人类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也被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所笼罩，但整个经济社会还是出现了繁盛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我们所提的问题和人们在1914年所提的问题是一样的：要想保持全球这种新的、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危险的政策制定能够使社会的财富创造发生逆转吗？这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还是保护主义的盛行？无法预料的金融危机爆发—在世界还没有为此准备好，而只有采取贸易战、严格的资本控制和其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的背景下—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今天的工业化世界希望中国能够更好地管理其资金运转，但对于中国的具体发展政策的制定来讲，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全世界都不赞赏美国的预算政策和当前的财政赤字，但是没有人能够构想出这些问题妥善的解决之道。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一条出路。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资金集中在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产油国的手里，这对于未来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要同时关注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
在他的书中，弗里德曼对金融政策的建议是，政府削减税收，提高教师薪水，形成一种有利于能够高效创造价值的创新者—工程师—成长的培养体制。然而，维持资金的自由流动以保证全球化“血液”的动能，也需要“高、精、尖”的全球金融“脑科医生”。那是因为今天的世界缺少一种金融规则，或者说更多的是缺少一种能够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重新恢复金融秩序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规定或规则。相反，我们必须摸索前行、小心应对，就好像是我们在一只手被绑在背后而另一只手戴着很不合适的拳击手套的情况下，正在为病人实施一个精细的脑科手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庞大无比，有时候它又危机重重，而我们的政府机构却不能完全高效地让它保持一种稳定状态。
金融灾难的风险越来越大
20世纪早期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时全世界面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残酷现实。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资本和贸易流动就发生了崩溃，这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大萧条。今天全球最著名的货币政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非常悲观地认为：“金融市场的另一波恶化局面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写道：“20世纪初叶发生的大崩溃，部分是因为世界面临容纳全球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中崛起力量的压力。”他认为，今天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也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压力—“一种相互敌视的状态最终会破坏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
当然，世界不可能发生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体系的重大转折。工业化世界的金融市场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因素。金融大转折的发生很少源于一项严格实施的计划性政策的打击。相反，就像千刀万剐致人于死地一样，它们往往源于一系列小的，看起来是良性但却能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和人们恐惧心理的金融政策。这就是在金融危机初期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所承载的爆发金融灾难—这是一种能够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和“病痛”的恶性循环—的风险已经越来越大。
我对这种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复杂局面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因为我多年来一直站在全球经济体系的最前沿，而且还在这种经济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在我过去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目睹了创造这种金融全球化的力量的展现，我与全球金融领域的一些关键性人物经常进行不定期的交流、讨论。我感到非常有必要与那些无法有此经历的读者朋友分享我的知识与经验。
多年以来，我曾经担任过美国国会领导层高级成员的首席顾问，后来又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问题高级顾问。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通过我的公司—约翰逊·斯密克国际经济咨询公司（Johnson Smick International，该公司以前叫做斯密克·梅德利合伙公司），我一直与世界上一些最成功的资本管理者共事，他们包括乔治·索罗斯、迈克尔·斯坦哈特①、路易斯·培根②、斯坦·德鲁肯米勒③和朱利安·罗伯逊④。我们所提供的服务类似于特别记者所提供的服务—其区别就像付费无线电视和免费的电视广播网的区别一样。
此外，我还创建了《国际经济》杂志—这是一份适合于全球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金融机构的杂志—并且一直做该杂志的编辑。我还构想并组织了就美元和贸易问题而召开的美国国会高层会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全世界有很多财政部长、中央银行的银行家和美国国会领导层参加了此会议。
在20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与全球金融领域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和最直接的市场交易者进行接触。他们一直在绞尽脑汁地应对同样的问题：如何在这一麻烦不断的新体系中生存下来，并且获得良好发展。
在2007年1月，也就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半年多之前，有一天晚上在华盛顿举行的晚宴上，我与在座的客人谈论道：“像今天这种全球的金融体系，普通人即使是在了解了之后也会感到非常震惊。它看起来 ‘很健康、很有活力’，但却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而且这种体系很容易引起心理上的从众效应①，这将会对我们工业化的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在宴会结束后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妻子维吉提醒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这方面的书。既然中央银行家和华尔街金融人士都知道这幕后的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知道呢？为什么你不把那些金融大鳄们所了解的金融市场以及这种市场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影响告诉所有人呢？”
她的一席话使我认识到了创作这本书的必要性，可以说，是她为我提供了以这个题目为创作要点的动能和信心。

『拾』 迈克尔·斯坦哈特的做多做空

斯登哈德善于做多，更善于做空。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基金一直在做空，但获得30%到40%的收益率。做空意味着更大的勇气，做多至多会损失100%，而做空会损失的更多（他曾在19元对佳能做空，可最后股票涨到了46元），所以做空需要更好的技巧和更敏锐的观察力。斯登哈德做多时倾向于选择那些市盈率低但是股性呆滞的股票，而做空时则选择最有名的最热门的股票。1972年，他卖空波拉罗得、静电产业和雅芳实业，1973年他又卖空考夫曼和布罗德公司的股票，所有这些他都大获成功。斯登哈德是那样的睿智，以至于经常同时做多和做空，结果都赚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