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请问《我国封闭式样基金折价的分析》毕业论文应该怎么写
封闭式基金折价解析
尽管我国基金业起步较晚,但也出现了封闭式基金折价问题,引起了市场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通过详细考察影响基金折价的各种因素,定量分析其主要原因,以为我国今后基金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实证依据。
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
自封闭式基金折价之谜被发现以来,经济金融学家们就一直试图为它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早期的各种研究欲以代表基金基本层面的因素为出发点,来解释折价的存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均认为封闭式基金折价是由基金所持有的投资组合的某些特征引起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传统解释有:代理成本、资产流动性、基金业绩、资本利得税。
代理成本论认为基金收取的管理费用是导致折价的主因,包德鲁克斯(Boudreaux,1973)指出如果管理费用高出合理水平,或者投资者预期未来管理能力会变差,则代理成本(管理费用)问题便会导致封闭式基金出现折价。资产流动性论(马尔基尔Malkiel,1977)认为封闭式基金的资产净值是用基金持有的股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的,通常一只基金持有的某一股票的份额很大,售出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股价下跌,因而使得套现后的收益比当前账面的数额少。基金绩效论(马尔基尔,1977)认为折价之所以存在乃因为市场对基金的未来盈利能力评价不高。资本利得税这一解释认为出售已升值的封闭式基金股份必须缴纳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此损失应该在基金净值中扣除,故以折扣的形式反映在价格上了。
马尔基尔(1997)的研究被视为早期研究的经典之作,他检验了关于美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各种传统解释,被检验的因素包括:(1)尚未实现的资本升值,(2)红利分发政策,(3)资产的流动性,(4)代理费用(管理费用),(5)持有的国外股票,(6)基金业绩,(7)基金投资组合的转换。马尔基尔以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回归方法来测度上述因素是否可以解释折价问题,结果发现基金折价与尚未实现的升值(在基金未实现的升值期间)、资本收益的分配政策、资产的流动性以及国外股票的持有情况有一定的相关性。然而,马尔基尔指出这些因素的解释力有限,只解释了问题的一小部分,便推测市场心理对折价的形成和变动可能有很重要的作用。
鉴于传统研究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解释,新的研究便另辟蹊径。大部分研究以投资者情绪为中心,全面考虑了封闭式基金的两个风险:一是其持有的投资组合所带来的风险,它决定了基金股份的基本价值;二是由于市场中投资者情绪波动形成的风险,它使得基金股份的市场价格偏离其基本价值,从而演变成折价。
李等人(lee et.al,1991)认为传统研究不仅无法较满意地解释狭义的折价之谜的成因,而且也根本无法解释广义的折价之谜的四大动态特征。他们认为应考虑投资者情绪这一重要因素,因其对解开折价之谜的四个特征有决定性的帮助。然而,投资者情绪很难被定量测度,因此无法直接验证这一新猜想,只能通过间接验证。具体需要验证如下关系:(1)不同基金的折价变动的同步性,(2)新基金上市的时间选择,(3)小公司的收益率变动和基金折价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每一个问题均与投资者情绪息息相关,间接说明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首先,基金的折价都高度相关。尽管基金的投资组合不太相同,但由于散户是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因此他们的情绪变化会直拉影响各基金的折价,使得其走势大致趋同。其次,根据投资者情绪假说,新的封闭式基金会择时上市,即选择在投资者情绪看好整个封闭式基金业之时上市。实证结果发现情况确是如此,许多新封闭式基金在现有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变小时才上市。最后,投资者情绪假说认为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应该与小公司股票的收益率呈反方向变动,原因是当投资者对基金未来的收益持乐观态度时,基金的折价就变低,而与此同时这种乐观情绪则表现在对小公司股票的强烈需求上,结果使得其收益率明显提高。李等人对规模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封闭式基金折价和市场指数收益率作了回归分析,发现当封闭式基金折价缩小时规模小的股票表现较好。
(二)国内研究
在我国,对封闭式基金折价之谜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有三篇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分别是顾娟(2001)、汪光成(2001)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报告(2002)。
顾娟(2001)对基金折价和基金未来业绩、基金风险、基金所持投资组合集中度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并检验了各个基金折价之间的相关性。她得出的结果部分地显示了基金折价与基金基本面因素似乎关系不大,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深入考察投资者情绪的解释作用。
汪光成(2001)对封闭式基金折价问题的相关文献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回顾,并简单地分析了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统计特征,最后提出了这一问题与基金市场的投资理念、投资者的“共同知识”、“投资者类型、基金披露信息和制度安排缺陷有关。然而,由于没有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来检验上述关系,因此它仅隶属一种推测而无法确定影响基金折价的真正因素。
上交所研究报告(2002)先使用横截面回归分析了各因素与基金折价率之间的关系,之后又使用E-GARCH方法分析了基金折价与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所强调的是各个解释变量和基金折扣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并非每个变量的解释力的大小。从其横截面回归结果看,回归的决定系数仅为0.5,说明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基金折价。另外,E-GARCH分析也只是揭示了基金变现能力与折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显而易见,若想彻底解开我国封闭式基金折扣之谜,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还需进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
三、基金折价的动态特征
为了便于分析和讨论,本节简单总结和阐述我国基金折价的几个动态特征。
(一)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公司(GTA)的中国共同基金数据库。原始数据来源于封闭式基金发放的每周公报,然后由GTA数据库收集、计算。对每只基金的红利和除权已做出适当调整。
封闭式基金折价(DISCit)的计算以周进行,方法如下:
附图
其中,NAVit=在t期末的基金i的每股NAV,SPit=在t期末的基金i的股票价格。
我们构建了一个折价指数来代表整个样本封闭式基金折价的状态,它是10只在1998年6月以前上市的封闭式基金折价的算术平均数。这样选择的目的是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序列观察值。样本期是自1998年10月开始的首次周公报至2000年最后一次周公报。具体计算公式为:
附图
(二)证据
图一是折价指数变化的动态曲径。此外,表一给出了折价指数变动的摘要统计数字,包括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
附图
图1 折价指数变动情况(1999年10月-2000年12月)
表1 折价指数摘要统计(1999年10月-2000年12月)
均值(%) 5.668956859
中位数(%) 7.368
标准差(%) 15.30079834
样本方差(%) 234.1144299
峰度 -0.624772872
偏斜度 -0.659983747
极差(%) 54.58366667
最小值(%) -30.47666667
最大值(%) 24.107
如前所述,封闭式基金折价之谜不仅意味着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存在,而且也包括四个特征:基金股份先以高于资产净值的溢价交易,然后很快变成折价,并且大幅度波动,最后当封闭式基金清算或转为开放式时便缩小。图一和表一显示了封闭式基金折价在我国也存在,且动态特征与美国的极为相似:折价指数开始有30%的溢价,然后几乎单调上升到20%的折价。此外,折价指数的波动很大,其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5.67%和7.37%。折价的幅度和波动均显著高于美国的数值,说明折价现象在我国相当严重。(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中国没有封闭式基金清算和转化为开放式基金的先例,我们不能检验第四个特征。)
为了深入了解上述动态变化,我们进一步观察了每只基金的折价变动情况。表二展示了10只样本封闭式基金的下列数据:(1)上市的日期,(2)上市第一个月的溢价,(3)首次公布折价出现日期。如表所示,在10只封闭式基金中,除了上市较晚的景宏基金之外,其余9只基金都先以高于资产净值的溢价交易,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折价。另外,溢价与上市时间的早晚关系极大,上市越晚,起始的溢价就越低,变为折价所花的时间就越短。
表2 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动态特征
基金 首次交易日期 首月溢价(%) 首次折价公告日
开元 04/07/98 95.43% 05/24/99
金泰 04/07/98 100.99% 06/07/99
兴华 05/04/98 23.73% 05/04/99
安信 06/22/98 50% 05/07/99
裕阳 07/30/98 27.14% 05/04/99
普惠 01/27/99 6.67% 05/10/99
同益 04/21/99 2.23% 05/17/99
泰和 04/20/99 1.01% 08/16/99
景宏 05/18/99 -0.33% 05/18/99
汉盛 05/18/99 0.53% 05/07/99
四、折价的传统解释
为了解析上节中呈现的我国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现象,在本节中,我们先试图用传统理论来定量解释,主要考虑三大因素:代理成本、资本流动性和基金业绩。
(一)代理成本
表三给出了10只样本基金的管理费用占总净资产的比例。数据来自基金的年度资产负债表。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费大约占净资产市值的0.2%,最高亦仅达0.31%,而折价指数的均值为5.6%,波动范围为-30%到24%。很明显,与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相比,管理费用则要小得多,而且,对一个基金来说,它的管理费用在一年内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数额,而折价则变动很大。
表3 管理费用占总资产比例(%)
附图
表4 2000年样本基金折价幅度、代理成本、资产流动性和业绩表现
附图
如果管理费用可以解释封闭式基金折价的话,那么在基金的管理开支和基金的折价间有就会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较高的管理费用将导致较大的折价。因此,我们用spearman排序相关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测试。表四列出各基金的折价幅度、代理成本、资产流动性和业绩表现的统计数据,而表五则是相应的spearman排序相关关系检验结果。在表五中,10月样本基金的2000年每周折价的算术平均和其年管理费用占净资产比例之间的spearman排序相关系数是-0.267,对零相关的原假设的双尾检验P值是0.456,意味着管理费用和封闭式基金折价的正相关关系并不存在。因此,我们认为代理成本(管理费用)并不是中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一个合理解释。
表5 2000年样本基金折价幅度、代理成本、资产流动性和业绩表现之间的Spearman排序相关系数
附图
(二)资产流动性
根据流动性解释,我们预期基金的折价和可流动的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我们也用spearman排序相关来检验此关系。基金的流动性是用它们投资组合的集中程度来代表,即在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具最大资产净值的10只股票的资产净值之和与基金的总资产净值的比例,使用的数据是2000年度的基金每周集中度的算术均值。从表五中可以看出,其spearman排序相关系数是-0.467,而零相关的原假设的双尾检验P值则是0.17。这一结果同上小节的结果一样令人惊讶,基金折价和投资组合的集中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为负数,与理论预期相反。然而,这个负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见,用流动性这个概念无法解释封闭式基金为什么在上市初期的价格超过它的资产净值。因此,资产流动性也不能对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给予合理的解释。
(三)基金业绩
从逻辑上讲,封闭式基金的业绩与其折价应该呈负相关关系。如果投资者认为基金管理者能够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的话,他便会乐意以高于资产净值的价格买基金股份,反之亦然。在表五中,我们计算了10只样本基金的折价和基金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一基金绩效是以一个双因素模型(包括风险和规模两个因素)为基准计算得出的。令人惊讶的是,spearman排序相关系数仅为0.152,零相关的原假设的双尾检验P值也只有0.676,意味着这两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因而,基金业绩同样不能解释我国的封闭式基金折价。
至于税收的解释,因为我国并没有直接征收资本利得税,所以无法进行实证检验。颇为有趣的是,管理费用和10只基金的集中程度之间的spearman排序相关系数为0.615,零相关的原假设的双尾检验P值为0.058,说明此正相关关系在10%的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另外,管理费用和基金业绩显示了极强的正相关关系,spearman排序相关关系是0.69,对应的零相关的原假设的双尾检验P值是0.0027。这一结果给我们提供了基金为何收取高额管理费用的直接证据。
最后,我们将三个因素放在一起,用横截面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收录在表六中。纵观表六,回归结果一目了然,三个因素的回归系数无一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它们均不能解释基金折价现象。
表6 传统解释的横截面回归检验结果(注:本横截面回归样本为18只基金(开元、安信、裕阳、新华、普惠、同益、景宏、泰和、汉盛、裕隆、安顺、天元、景博、景阳、裕元、同盛、金鑫)。回归因变量为各基金2000年内周折价率算术平均数;回归自变量分别是各基金2000年(1)持股集中度、(2)基金绩效、(3)管理费用占总资产比重、(4)基金总资产。)
附图
五、投资者情绪假说
前面的讨论说明传统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封闭式基金折价。回顾传统解释,其基石为封闭式基金的风险乃由一些基金的基本因素所导致。然而,众多有关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都指出,仅考虑基本因素还远远不够,因为它忽略了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即投资者情绪,此乃行为金融学研究的中心所在。对基金来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投资者的情绪非同小可,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导致了折价。
为找到支持投资者情绪假设的间接证据,我们将检验:(1)不同基金折价变动的同步性,(2)新基金上市时间的选择,(3)封闭式基金折价和不同规模的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一)不同封闭式基金折价变动的同步性
一般来讲,封闭式基金相互的投资风险不同,这样他们持有的投资组合的组成便不同,因此相应地封闭式基金相互间基本层面不同。由于传统解释认为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由投资组合的风险带来,那么如果不存在投资者情绪对基金折价的影响的话,其变动应该不同。相反,如果不同的基金的折价变动呈正相关的话,那么便可以说明投资者情绪是基金折价的主要推动力。
表七给出了组成折价指数的10只样本基金之间以及指数本身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各只基金的折价之间是高度相关的,且所有的相关系数都为正数,其算术平均数高达0.92,连最低的相关系数亦有0.68,其相关系数标准差为0.07。所有的零相关的双尾检验的P值都是零,说明正相关关系统计十分显著。
表7 折价指数与基金(为指数组成基金)折价间Pearson相关系数(1999年10月—2000年12月)
附图
a此表显示的是1999年10月到2000年12月间折价指数和构成此指数的十只基金的折价之间的相关系数,对所有相关系数显著性的双尾检验的P值都为0(未列于表中),表明所有相关系数都显著不等于0。
进一步寻找证据,我们计算了折价指数于1999年下半年之后上市的10家封闭式基金之间的相关系数,检验的时期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12月。表八列出了这10家基金的折价和折价指数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基金和折价指数间的相关系数仍然很大,所有的零相关的双尾检验的P值都是零。相关系数的均值是0.945,而最低的相关系数是0.87,标准差是0.03。
表8 折价指数与基金(非指数组成基金)折价间Pearson相关系数α(1999年12月—2000年12月)
附图
a此表显示的是1999年12月到2000年12月间折价指数和此指数之外的十只基金的折价之间的相关系数,对所有相关系数显著性的双尾检验的P值都为0(未列于表中),表明所有相关系数都显著不等于0。
概而论之,表七和表八都显示不同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同方向变动,支持了不同基金的折价是由相同的投资者情绪所驱动的假设。此外,各只基金的折价的高度相关显示折价指数的变动并非由一些局外点所决定,这也说明我们构建的折价指数足已代表整个封闭式基金业的折价幅度。
(二)新基金上市的时间选择
根据投资者情绪模型,封闭式基金折价并非由单个基金的基本因素所致,而是由投资者针对封闭式基金的情绪所致。此外,前面的实证发现表明各只基金的折价高度正相关,因此,现有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可以反映市场对整个封闭式基金业的态度。由此,我们可以预见新的基金将会选择在投资者看好现有的封闭式基金的时候上市,即在这些基金以溢价或以较低的折价交易时上市。
我们通过考察从1999年6月到2000年12月间的新基金上市数目和同期折价指数变动之间的关系,从另一方面来检验投资者情绪假说的合理性。每月的折价指数变动用月内的每周折价的算术平均来衡量,但由于封闭式基金的上市需要较长的申请时间,在计划的上市日期和实际的上市日期之间会有一个时间差,其间的市场情况很可能会剧烈变动。因此,这一检验的结论并不十分准确,只可以作为参考。在图二里,柱状表示新基金每月上市的数目,而线状则表示现有基金折价的变动。
我们看到多数基金的上市选择在折价变得相对较低时期。1999年6月、10月,2000年4月、7月,折价指数有较大幅度下降。在此期间,总共23个封闭式基金中有16个上市。在1999年8月和2000年3月间,当折价指数大幅上升时,没有新的基金上市
(三)折价变化和不同市值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投资者情绪模型认为既然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变动是由个人投资者的情绪所引起,而小市值股票也主要被个人投资者持有,那么基金折价和小市值股票的收益率之间应该存在联系。研究发现当折价指数变小时,小市值股票收益率就变高,反之亦然。
附图
图2 折价指数变动和新基金上市关系
对于我国市场,虽然至今尚无各类投资者的持股状况的研究,但我们认为仍可间接考察封闭式基金折价和不同市值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的二元回归模型为:
附图
其中R[,it]是一个规模投资组合(size portfolio)的周收益率,其具体的构造方式如下:在1998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根据当日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排序,再将所有公司按照顺序平均分为8个组别;在1999年内,保持每个投资组合的组成不变,再计算出组内所有股票的每周收益率的算术平均数,以此作为每个投资组合的周收益率。到199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再如上述方法对沪深两市所有股票排序,组成8个投资组合,分别计算其在2000年内的周收益率。△disct是折价指数变化率,即t期折价水平与t-1期折价水平之差除以t-1期折价水平绝对值:
附图
最后,mkt[,t]是沪深两市所有股票的平均(以流通市值加权)收益。
回归结果列在表九。可以看到,折价指数变动率的回归系数随投资组合市值上升而单调下降。具体而言,折价指数的变动率的系数从0.0036(最小规模的投资组合)单调下降到-0.0013(最大规模的投资组合),并且只有在对最大规模组合进行回归时的系数为负。这意味着当大市值股票表现好时,折价便减少;而当小市值股票表现好时,折价则扩大。除了组合G之外,折价指数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都很显著,表明了很强的相关关系。
表9 模型R[,it]=α[,0]+α[,1]△disc[,t]+α[,2]mkt[,t]+ε[,t]回归结果
附图
上述结论说明,我国基金折价变化和不同市值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与美国的情形恰恰相反。为给这一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有必要对我国市场各类投资者以及封闭式基金的投资组合组成做进一步的研究。在缺少这方面资料和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先做两个猜测。第一个猜测是,既然我们知道共同基金出于流动性的考虑都倾向持有大市值股票,这样当大市值股票表现好时投资者便看好封闭式基金,将抬高基金股份的价格,与之相应的封闭式基金的折价便缩小。第二个猜测是,封闭式基金和小市值股票对某类投资者来说是替代品。当此类投资者衷情小股票时,他们就提高小股票持有的比重,相应降低他们投资组合中封闭式基金的比例,结果封闭式基金价格的降低便导致折价加大。
六、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们检验了中国股市的封闭式基金折价现象。在详细阐述了这一现象后,我们检验了各种可能的解释。我们发现,传统因素不能完全解释折价现象及各种特征,但若考虑到投资者情绪,谜底便迅速被揭开。具体而言,我们得出如下三大结论:(1)不同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变动呈现高度正相关;(2)新的封闭式基拿选择在现有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小时上市;(3)基金折价变动和不同市值股票的收益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密切;当小市值股票收益率上升时,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就增加;相反,当大市值股票收益率上升时,基金折价便缩小。前两个结论与美国的情况相同,而第三个结论则相反。
目前社会上对基金业运作的看法颇为负面,认为它们并非完全依靠专业化的管理而是凭本身的资金实力和享受的特殊待遇来获取收益,把基金联合锁仓、拉抬重仓股等一系列不当甚至违法行为归咎于两个方面的问题;基金信息披露透明度不够和监管制度安排有缺陷。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透明度和加强监管无疑对我国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但并不能解决封闭式基金折价这一问题,它与证券市场的宏观环境和投资者的情绪息息相关。国外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基金折价甚具普遍性和长期性,不可能通过完善制度在短期内消除。
我们的定量分析还显示,我国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在幅度上比国外严重,因此我们对开放式基金的继续生存持怀疑态度。我们建议,出于对我国基金业的健康发展和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的考虑,应暂时停止批准新开放式基金的上市,等封闭式基金折价降低到一个稳定的、吸引的水平后再考虑放松限制。
② 投资者情绪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需要结合市场行情来看。如果是牛市通常情绪高涨可以助推市场更上一层楼。
如果在熊市,投资者丧失信心,会进行抛售等行为,加速市场下跌。再加上现在计算机技术发达,很多投资机构都在做量化交易,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的杀伤力。
准确的来说投资者情绪和证券市场行情是相互影响的。
③ 浅谈群体中的人们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
浅谈群体中的人们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盲目自信、保守主义、厌恶损失倾向等和心理特点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投资行为。过度自信源于人们的乐观精神。以下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相关论文范文,希望能帮到大家,更多精彩内容可浏览(www.oh100.com/bylw)。
摘要:心理学发现,处于群体中的人们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而往往保持和群体相一致的行为,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他们的喜好和习惯,忽略了他们的可用的信息。个人的这些行为往往是难以置信的。一些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包括认知系统偏差、信息流、从众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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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系统偏差,是指社会制度因素对人的信仰和独特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如地区差异、文化差异和收入差异等,可能会形成一些有不同的信仰的群体,他们存在显著的组内同质性和组间差异性。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系统因素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同时自身所在群体的因素也也一样会影响人们的行为。
信息流,是指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会参考别人的选择,而忽略你现有的信息或可用的信息。信息流理论描绘了大量的沟通和评估信息丢失现象。通过心理学实验证实,人们在相互交流中碰撞最多的是共享认知,而私人信息很少得到交换。Shiller认为,这是因为限制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热点信息,形成相似的思维活动,人们的通信交往和媒体的宣传进一步加强这些信念。Kuran和Sunstein描绘了这种集体信念的形成过程,可以获得流媒体叠加效应。Bikhchandani、Hirshleifer和Welch结构形成信息流的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很少信息可以导致社会潮流或时尚。
从众行为,是群体心理学研究中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信息流从认知的角度认知偏见,而从众行为则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的。在群体中人们相互模仿和影响,此时群体中相互循环的刺激反应,会逐渐带动人们的情绪体验,使人们逐渐失去理智判断。这种行为往往难以预测和控制,并能对社会潜在的巨大的破坏性。这种效应的作用机制通常存在两种范式:第一,情绪感染。当人们的认知、态度呈现高度的一致性时,情绪感染的可能性和速度更大;第二,行为蔓延。当人们出现较大的情绪波动之后,随着情绪的不断膨胀,行为表现也会不断增强,从而进一步刺激人们的情绪。
在现实中,许多难以解释的金融心理和行为问题都可以用心理学的理论得到解释,许多金融热点问题和金融危机等也与心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投资者的决策过程是投资者投资偏好选择的过程,与这个过程是密切相关的人的认知心理。行为金融学使用认知心理学的方式,进行认知偏差和认知目标的研究,对有关金融问题进行解释,并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
在认知方式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可以得到完整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事实上,投资者不能得到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可能分析所有的信息,而不能处理复杂的判断。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决策过程中经常采用启发式(启发式)的推理方法,它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简化复杂的问题,形成一个单一的决策过程,主要有代表法则、可用法则、调整法则等。代表法则,是指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会抓住问题的'一个特征直接推断结果,不管这个功能的真正概率的出现,以及其他相关原因和特点。在许多情况下,法则的表示是,可以帮助人们把握迅速推断出结果了问题的本质,但有时会造成严重的偏差,特别是事件的基本元素将被忽略,即无条件概率和样本大小。拉宾称此为小数定理。可用法则,指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根据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信息,包括信息记忆的多少和难度,以确定这一事件的可能性,而不是寻求其他相关信息。Kahnemann和Tversky研究了思维关联的一个例子,速度评估可能性问题,发现该方法存在严重的回忆偏倚和搜索偏好,因为人们在头脑中寻求相关信息时,并不是所有的没有偏差是搜索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调整法则,指的是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使用参考点和锚减少歧义,然后通过一定的调整最终的结论。Slovic和Lichtenstein认为,无论初始值来源于隐含问题或是粗略计算的结果,后面的调整通常是不足的,不同的初始值将产生不同的结果。Kahnemann和Tversky描述了命运之轮实验,清楚地展示了这种倾向性,人受到太多没有意义的初始值约束。
典型的投资者的认知特性可以用来解释股价的过度波动。典型的认知让投资者相信,现金股利的平均增长率的波动大于实际,看到现金股利增长(下降)后,他们很快就会相信的平均增长率现金股利增加(减少),以相应的购买(出售)行为来推动股票价格高(低),使之与现金股利水平不适应。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会产生一个确认偏误,即人们一旦形成先验信念,它们可以帮助确认之前的信念,有意识地寻找各种证据。后见之明偏见正试图找到各种各样的真正证据以表明他们的信仰是正确的。这个确认偏误会让投资者更容易坚持错误的交易策略,导致金融产品定价偏差持续下去,直到非常强大的证据似乎迫使它改变最初的信念。
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人们会产生一种行为诱导态度改变。如果行动失败,人们将向下修正自己的信仰,人为地降低损失造成的遗憾,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表现;如果操作成功,人们将向上修正自己的信念,展示他明智的决策。Arkes和Blumer认为这种认知偏差可以用来解释沉没成本效应的投资行为。
在认知心理学对行为金融学的影响是行为金融学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景理论理论的提出。理论描述了人们在不确定性情境下进行问题决策的三个关键性的心理特征:第一,除了关注最后的财富水平外,人们还关心损益的多少;第二,人们厌恶收益中可能的风险,但却普遍愿意接受损失的风险;第三,人们的厌恶情绪是模糊的,他们会按照发生概率的大小赋予相应的权重,已产生确定性效应的结果。前景理论对于行为偏好问题的描述的意义是显著的。
基于前景理论、Thaler和Johnson提出了心理账户的问题,即对决策问题的考虑,是从完全理性的人充分考虑各种各样的结果并综合计算各自的得失的角度出发的。但事实上,人们通常将问题分解成一些相对简单的习惯和单元,并相对独立的保持和跟进头脑里的损益情况,而人们更多地会收到其心理感受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是心理账户。
Barberis,Huang和Santos把对前景理论的研究分析推广到一般均衡的股利定价模型中,该模型表明:现金流方面的利好消息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使投资者前期的收益率提高,投资者的损失风险可能更小,因此会以较低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率进行贴现,从而促使股票价格更高水平;另一方面,一个利空的消息会使得股票价格下跌,使投资者产生最初的损失,投资者对损失的厌恶程度变大,所以采用更高的折现率贴现未来现金流,推动股票价格导向更低的水平。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盲目自信、保守主义、厌恶损失倾向等和心理特点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投资行为。过度自信源于人们的乐观精神。研究发现,在许多方面,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能力和未来的前景过于乐观。如驾驶水平、与人相处的幽默感等。根据一项调查,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高于平均的能力水平。同时,因为自我强化的归因偏差,人们常常将好的结果由于他们的能力,而把坏的结果归咎于糟糕的外部环境。所以人们很难通过理性的不断学习来改变他们的想法,以致使人们过度自信。保守主义,是指大多数人的思维是一种惯性,改变原来的信念是非常困难的,个人新信息的修正力度往往不足以改变原始思想。厌恶损失倾向,即对主观或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远胜于对客观的不确定性的排斥。Heath和Tversky研究表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厌恶程度和其主观估计不确定性概率的能力负相关,此外,Fox和Tversky研究认为,决策失误的经历体验或能力更强的决策参与者的影响,会使人们会更加厌恶不确定感。
心理学发现,人们在犯错误后会产生强烈的后悔感,这种悔恨对人们造成的痛苦可能比原先的错误对人们造成的痛苦更大。因此,在人们的金融行为决策中,也往往极力地避免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悔感,即可以把决策的目标看作是获得最小的后悔值。这个理论阐释了忽略后悔偏见的问题,人们习惯于在决策之前充分地估计将来可能出现的境况感受,而采取行动的后悔程度会远远高于没有采取行动的后悔程。比如在人们的面前存在两种选择,一个是亏损7500美元,另一个是八成会损失10000美元,也可能没有损失,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这便是厌恶损失。
这些情感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的投资决策实质上已经偏离了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这有助于说明原本不易解释的金融问题。例如,投资中存在所谓的过度交易现象,投资者交易频繁,可收益却远不足以补偿交易成本。Barber与Odean的一项研究表明,交易次数最多的投资者的平均获利通常也最少。显然,理性经济人不应该过度交易。然而,由于人们倾向于盲目自信,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所获得的信息足以使他们在销售中获得可观的回报,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信息并没有投资获利的意义,从而导致交易泛滥的产生。
人们的这种模糊和损失厌恶能够用以解释股权溢价的金融问题。由于投资者无法准确地掌握股票收益率的分布状况,当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性时,他们宁愿做最坏的估计和选择。Maenhout认为,如果投资者担心他们所基于的是错误的股票收益估计模型,他们会要求更高的股权溢价以补偿现实的认知模糊的概率分布。Barberis,Huang和Santos的模型研究演示了损失厌恶的程度的变化会导致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而损失厌恶使投资者不想看到股市下跌,所以他们会要求更多的溢价以抵消高风险的证券。
④ 今年国庆节,美国股涨,买美国基金咋计算
每逢国庆股市涨?A股的日历效应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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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国庆股市涨?A股的日历效应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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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已经过去,国庆节即将到来。因为中秋节时间较短,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持股还是持币过节的选择并不太纠结。但国庆假期长达七天,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持股还是持币过节一直都是一个不容易选择的问题。尤其是今年行情持续低迷,面临和往年不一样的更多的新变量。那么回顾A股历史表现,到底是持币还是持股过节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呢?
一、 中国股市存在节日效应
人们常说五穷六绝七翻身,但转眼已是金九银十秋收季。每逢佳节股市涨,中秋前这几天,A股真的涨了,接下来又是国庆节,股市还会涨吗?A股的日历效应到底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存在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陆磊、刘思峰在《中国股票市场具有“节日效应”吗?》论文中,总结了1996年12月31日——2007年12月14日上证综指日收益率数据三个阶段(节前、节后和其他交易日)的统计结果,从中得到三点启示。
1、中国股市存在节日效应,即不但有节前效应,而且有节后效应,依据是不仅在节前,节后的收益率均值也比其他交易日收益率均值大得多。
2、中国股市的节日效应可能主要体现在个别节日上,依据是节日与节日之间的收益率均值有很大差距,甚至个别节日出现负的收益率均值。
3、中国股市节日前后的高收益率可能与风险有关,依据是节日前后的收益率与其他交易日的收益率有很大差异的同时,它们的收益率标准偏差也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节后,其标准偏差都比其他交易日的标准偏差大。那么节后的高收益可能是对高风险的补偿。
二、 中秋、国庆月份上涨概率过半
9月已过大半,股市仍然低迷,中秋临近,这周似乎验证了节日效应,国庆的节日效应是否会应验呢?我们统计了最近15年A股9月和10月的表现,发现上涨概率过半。9月上涨概率是53%,10月上涨概率是60%,9月和10月涨跌同步的概率是53%。这15年当中,2006、2009、2012、 2017年四年中秋和国庆节是重叠的,除去这四年,9月上涨概率略大于10月。A股9月没几个交易日了,看来要加油表现了。
三、 除了双节,A股四季度看什么?
其实除了9、10月份的中秋节,四季度还有几大看点包括重要会议和年底博弈。
每年的9-11月召开中共中央全会,每五年的10-11月召开党代会。党代会全称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办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选举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召开的全体会议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X届全体会议,简称X中全会。
从1997年以来历年的会议看,两次党代会间一般要召开7次中共中央全会,其中一中全会于党代会结束后立即召开,选举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中央其他部门人员;二中全会一般于次年的二月召开,进行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换届选举;三中至六中全会从二中全会召开的当年起,一般于每年的9-11月召开,主要审议决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事务;七中全会于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前夕召开,主要任务是为大会召开做好准备工作。
从行情表现来看,回顾1997年至今党代会及较受股市关注的三至六中全会前后上证综指表现,党代会开幕(T1)前15天与闭幕后(T2)后15天上证综指平均涨幅分别为2.6%与-3.6%,三至六中全开幕(T1)前15天与闭幕后(T2)15天上证综指平均涨幅为1.6%与0.6%。
每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规格最高的经济会议,它的任务是总结当年的经济工作成绩,分析研判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情况形势,制定来年宏观经济发展规划,一般在每年的12月举行,持续3天左右。由于该会议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和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投资者对此会议非常关注。
回顾1997年至今会议前后股市表现,会议开始前上证综指往往震荡走平,至会议开幕前两天开始上涨,会后行情受到年底利率抬升影响,往往会有调整。
统计2012-2017年前三季度领涨的前5个行业、以及领跌的前5个行业在四季度的超额收益表现,发现除了2014、2015年以外,其他时期这些行业在四季度的平均超额收益都不明显:2012-2017年前三个季度领涨的前5个行业在四季度平均跑赢上证综指-6、-9、-34、19、-1、4个百分点,仅15年相对收益较好;前三个季度领跌的前5个行业在四季度平均分别跑赢上证综指-9、-1、9、-2、-1、-7个百分点,仅14年出现明显的补涨行情。
四季度行情多异动
除14、15年以外的几年年底反转行情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这几年为震荡行情,行业的涨跌幅与盈利相关性更强,前三季度领涨的行业主要源于业绩改善,领跌的行业大部分源于盈利下滑。而到了四季度,前期涨幅偏中等的行业估值和盈利的匹配度更高,在政策或事件的催化下反而更容易出现结构性行情,如12年12月的银行,13年8-9月的自贸区、16年11月的建筑。
博弈行情的主要诱因是四季度公募机构进入最后一个考核季,前期业绩好的产品担忧未来表现的延续性,而业绩平平的产品则要抓住最后的机会,积极调仓换股。统计2013年至今的数据,前三季度业绩排名后25%的基金通过第四季度逆袭进入全年业绩前75%的比例达25%,而前三季度业绩排名前75%却在第四季度后掉队落入全年业绩后25%的行列中的基金比例达8%。
回顾过往年底市场表现,A股频繁出现某些行业的短期逆袭。近几年年底主要出现过以下变化:
1、2012年12月的银行。受益于机构配置比例较低和市场风险偏好提高,银行股在2012/12/4-2012/12/31期间大涨24%。
2、2013年8月-9月的自贸区主题。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建立上海自贸区是推进改革重大举措,自贸区主题应声而起,8月27日-9月24日一个月内上海自贸区指数大涨105%。
3、2014年11月-12月的一带一路、券商大涨。
4、2016年11月的建筑。16年11月17日安邦举牌中国建筑,11月份中国建筑大涨50%,带动建筑板块11月份大涨15%,而同期上证综指涨幅仅5.6%。
9月过半,今年的四季度要关注什么?哪些行业会出现逆袭?9月27日晚20点,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做客进门财经,分享四季度决战策略。
四、 除了节日效应,A股还有季节性轮动
除了9、10月份的中秋国庆,四季度的重要会议和年底博弈,历史数据还表明,A股的季节特征非常明显。
一年中每个阶段的关注点不同。年初至3月投资者往往会关注开年情绪高涨带来的春季躁动行情,由一号文刺激的农业板块行情,以及3月两会带来的会议行情。4月是基本面和政策面的验证期,投资者对新一年的经济基本面和宏观政策面的判断更明确。5-10月海外市场通常有“Sell in May”效应,统计上A股这个阶段表现也相对平淡。每年9-11月召开中共中央全会,每五年10-11月召开党代会,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0-12月受年底基金排名影响,博弈行情频现。
1-3月:春季躁动+一号文+两会
回顾2005 年至今每年岁末年初市场表现,从空间上看,2005年以来春季躁动时上证指数平均最大涨幅为17.4%,剔除处于牛市中的06、07、09、15 年,上证综指平均最大涨幅为13.5%;躁动后上证综指平均最大回撤13.8%,剔除牛市后平均最大回撤16.2%。
从时间上看,春季躁动行情,启动有早有晚,早的12 月上旬、晚的2 月初,平均持续36.2天,剔除牛市影响后平均持续36.8天;躁动后平均回撤25.2天,剔除牛市后平均回撤32.8天。
从行业来看,春季躁动的特征就是行业轮动快,以2018年的躁动行情为例,8个交易周中每周领涨和领跌的行业都不同且轮动明显,如家电行业在2017/12/25-12/29的跌幅为2%,位列跌幅第三,在2018/1/1-1/5和1/8-1/12分别以4.4%和5.6%的涨幅领涨,在2018/1/15-1/19下跌3.2%,在2018/1/22-1/26又补涨5.5%。躁动行情缘何而起?主要由于开年投资者风险偏好较高且流动性宽松,而1-2月基本面数据少,全年主线尚不明朗,因而政策和事件成为行情的主要驱动力。
为什么会春季躁动?
年初时经济走势不明晰,一年新开工的计划都是在两会之后才完全推开。在这之前,新开工比较低,而且民工都是在元宵节以后才慢慢返回,1、2月的经济数据本质上不能反映全年的经济状况。企业盈利预测调整四月份之后才开始,根据一季报或是一季报的盈利预期,才进行调整。 在整个一季度整个经济走势或是基本面的状况,看不大清楚 。 两会之前,政策方向往往不够明晰。但是这时会有各种各样的提案、议案,市场也会有很多预期,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环境对政策的敏感程度也会特别强。
综合来看,A股的特征就会呈现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年初会出现所谓的“春季躁动”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就会出现真正的“证实”或者“证伪”,如果是证实,那么全年就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整体的向上趋势;如果是证伪,那么年初在“春季躁动”中获利的人在之后可能都会有所损伤。
4月:基本面验证期
4月前的市场处在由短期政策或事件引导的躁动行情,因为4月以前经济基本面与宏观政策面不太明朗。4月之后,3月的宏观数据逐步公布,微观企业的年报及一季报也开始披露,基本面逐步明朗,全国两会开完,宏观政策形势也更明朗,因此在4月投资者可以对行情做出更明确的判断。回顾11年至今的4月股市情况,11、14、16、17年4月股市下跌,13、15年4月股市上涨,12年4月股市短期上涨后5月开始下跌。
基本面或政策面变差时,4月后市场下跌。2011年年初,为了控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国八条”等调控政策密集出台,11年4月为控制过高的通胀,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地产和货币政策从2010年开始逐步收紧,累积到11年4月,市场最终出现熊市大跌,这次是政策面紧最终带动基本面变差,股市出现杀估值、杀盈利的戴维斯双杀。
2012年4月上市公司公布业绩,全部A股12Q1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由上季度的13.4%大幅下滑至0.5%,虽然当月因为金融改革上证综指有所上涨,但5月后指数依旧大幅下跌。2014年上半年行情的焦点仍然在创业板,4月创业板指14Q1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由上季度的28%下滑至22%,2013年的利润增速回升的趋势被逆转,创业板指下跌。12、14年是非常典型的基本面恶化导致股市下跌。
基本面或政策面变好时,4月后市场上涨。2013年市场的焦点是创业板,经历12年底到13年初的反弹后,4月初市场对创业板分歧很大,季报显示创业板指13Q1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由上季度17%增至24%,创业板指最终突破向上,走成牛市形态。2015年4月央行降准,同时人民日报发文《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投资者情绪高涨,股市上行。13年创业板行情是非常典型的盈利改善的基本面推动,15年全面牛市与政策面偏暖有关。
5-10月:Sell in May 效应
“Sell in May”效应源自海外。"Sell in May "这一说法源自华尔街,最早书面记载于1964年《英国金融时报》,所表达的是每年5月前后市场往往开始走弱。2002年Bouman 和Jacobsen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文章,对37 个成熟与新兴市场1970-1998年的MSCI 再投资指数进行研究,通过对比当年5-10月和当年11-次年4月的指数涨幅,他们发现除阿根廷和新西兰外,其他35 个市场都存在"Sellin May"效应。
关于此效应,海外专业研究认为季节、假期等对情绪的影响是"Sellin May"效应的主因,如Bouman 和 Jacobsen (2002)发现夏季假期更长的国家"Sellin May"现象更为明显,认为假期因素可能对投资者风险偏好或流动性产生影响;Kamstra,Kramer and Levi (2003)研究发现"Sell inMay"效应与季节性情绪扰乱有关,白昼时间的缩短使得投资者情绪低,增加风险厌恶情绪,因而夏季与秋季股票收益率更低;Caoand Wei (2005)研究认为温度的变化使得投资者情绪发生变化,进而影响股票收益率表现。
1991年至今上证综指5-10月/11 -次年4月涨幅历年均值分别为4.6%/20.1%,2000年至今万得全A指数5-10月/11-次年4月涨幅历年均值分别为0.1%/15.5%,可见5-10月这半年股市收益明显差于11-次年4月。为何会有“Sell in May”效应?
海外市场的"Sell in May"效应源于假期、季节等因素对情绪的干扰,而A股出现"Sell in May"行情主要跟我国每年的政策周期有关:每年1-2月地方召开“两会”、国家多部委召开年度工作会议,3 月召开全国“两会”,10-11 月召开中共中央全会、12 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而言,5-10 月份是政策淡季,对股市刺激较少。4、5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明朗,上市公司公布年报和一季报,市场进入验证期,而在这之前市场已躁动过,因此只有数据持续改善且好于预期,市场在5-10月才有继续上涨动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胜率角度看,“Sell in May”效应并不必然出现,往年数据显示,1991年至今上证综指5-10月/11 -次年4月的胜率分别为48.1%/51.9%,2000年至今万得全A指数5-10月/11-次年4月的胜率分别为50%/38.9%。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每年的2月和11月股市表现均较好,这两个月的样本拉高了11月至次年4月的收益率,因此投资者无需在五月过于担忧市场下跌。
自1990/12月以来中国股市总共经历了5轮牛熊震荡市,其中牛市占了37%(116个月),平均每轮牛市持续19个月,熊市占20%(64个月),平均持续10个月,震荡市占43%(135个月),平均持续24个月。考虑到97年之前我国股票市场尚未设置涨跌停板,我们主要考虑97年以后的五轮震荡市,震荡区间分别为1997/5-1999/5、2002/1-2004/9、2009/8-2011/4、2012/1-2014/7、2016/01底至今,统计得到震荡市中当年11月-次年4月收益率均值为2.6%,而在当年5-10月为-6.0%,可见震荡市中"Sell in May"效应较显著。
至于10—12月的焦点,就是文章一开始介绍的中秋、国庆双节和两个重要的会议。这样,全年A股的日历效应就已经清晰呈现了。
编辑于 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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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市场上是少数人赚多数人的钱,就是因为投资者情绪崩溃恐慌,才会导致股票相继抛售,价格不断下压。所以做股票要有第二层思维。可以阅读霍德华马克斯的相关书籍有更深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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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理论与投资者情绪的区别:
首先,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对现代金融理论(尤其是在对EMH和CAPM)的挑战和质疑的背景下形成的。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方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行为金融理论将人类心理与行为纳入金融的研究框架,但是由于涉及人类心理与行为研究的难度,加上行为金融刚刚起步,因而其本身也存在很多缺陷。
然后,投资者情绪是指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系统性偏差称作投资者情绪(stein,1996)。投资者情绪是个难以度量的概念,它反映了市场参与者的投资意愿或者预期。投资者能感觉到它的客观存在,但是要问它到底有多高、近期发生了何种变化,每个个体的投资者有因为有持仓、风格、财富、地位等因素的不同,给出不同的答案。不过所有人都难以否认的是,投资者情绪有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经济活动中,情绪是个不确定因素,它影响到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主观判断,进而影响到其投资行为,形成合力后,对市场会形成很大的影响。投资者情绪对未来市场波动的影响逻辑在于对正面消息、负面消息的逐级正反馈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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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情绪通常是指散户的情绪,是被机构常常利用来套利或获取低价筹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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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为什么要弄清投资股市的动机
在准备投资于股票之前,投资者必须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把股票作为投资对象,要冷静地思考自己的投资动机。在股票交易中,不同的投资动机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投资方式、投资方向、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因此,投资者需要给自己的投资动机定位,从而提高投资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当然,无论什么人投资于股市都是为了赚钱。但同样是赚钱,有人把赚钱当成目的,有人把赚钱当成手段;也有人恨不能每天都有进项。当然,不同的动机在一个人身上也可能同时存在,但必然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动机。
1.为获得资本增值的动机
资本增值动机是指为了避免因资本闲置而蒙受损失,将资本投入有前途、公司经营收益好,而且有新的利润增长点的上市公司。购入这类股票后,作较长时间的持有,然后,通过分红派息、送股配股等方式,分享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益处。如果选择正确,经过若干年后,就可获得丰厚的收益。事实上,大多数投资者都是以获得资本增值的动机投资股票的。以这种投资动机进入股市的人,一般不以投资股市的钱作为日常消费的来源,因而投资心态稳定,对股市的潮起潮落、风云变幻,能泰然处之。持此类动机的投资者,是股市中的稳定力量。当这种投资动机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时,股市的发展也就形成了健康而稳定的状态。
2.投机的动机
投机是指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把握每一次获利的机会,为了实现资本的迅速增值而不惜冒较大风险的投资行为。投机与以资本增值为动机的投资的区别在于:买入股票时不是注重分析公司的业绩和成长性,而是注重关注股票的市场表现。只要是还能涨的股票,不管它年终是否亏损,都照买不误;只要是股票价格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下跌,不管今后具有怎样的发展形势,公司多么有前途也毫不犹豫地出售。目前,我们股市中的投机动机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说今天的股票市场还是一个投机动机占主流的市场。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去指责投资者是投机者,因为没有了投机的条件,投资也就失去了舞台。但是,过度投机对股市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这需要通过市场本身的健全和完善来解决。
3.实现资本的流动性与收益性相结合的动机
有些人把存入银行的钱,取出来买了股票。因为,银行存款流动性很高,可以随时提取,但收益性较差。而在股票投资中,可以实现流动性与收益性的统一。股票投资收益大于银行存款,且具有较强的变现性。投资者在用钱的时候,可随时将手中的股票卖出去,第二天就能取到现金。但是,股市是有波动的,当股市处在低谷时,你又急等钱用,那就只能蒙受损失。这时就很难实现流动性和收益性的统一了。
4.实现自我价值的动机
实现自我价值是指当一个人在生理、安全、社交和爱情、尊重需要满足之后出现的希望成就其本人所希望成就的事业的需要。在现实的股市中,有一些人确实是怀着这样的动机入市的。他们在股市中买进和卖出股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投入的资本不断地增值,而是通过自己在股市中获得的成功来证明自身的能力和社会价值。这类投资者往往十分在意股市中的操作成败,甚至只愿意炫耀自己的光辉战绩,而避谈败走麦城之事。他们在操作中非常注重市场热点的转换,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的发展态势,注重运用技术分析的手段。他们的投资取向往往对其他投资者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5.寻找精神寄托的动机
有少数人投资股市不以赚钱为主要动机,而是希望通过在股市中的搏杀寻求刺激、寻找乐趣。比如,一些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得不到精神满足的人,就可能持有这类动机。他们往往对股市投入了太多的热情,并亲身经历着中国股市发展的全过程,他们是股市的一支中坚力量,即使在最低迷的时期,也毫不动摇地坚守阵地。
投资动机的形成受投资者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投资者有时不能主观地选择某一种投资动机,形成投资动机不确定或者多元化,从而形成复杂混乱的投资理念。
从股市中能够获得哪些收益
投资者能够从股票投资获得的收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当企业的股东,即企业资产的最终所有者,从而拥有收益分配权;二是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参与者分享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收益;三是利用股价波动的特点高抛低吸,通过买卖差价而获取收益。这三种收益的具体内容及收益的获取方式是:
1.作为企业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收益
所有者收益方式主要是领取由股份公司根据企业的经营利润水平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向股东派送现金红利。企业经过一个阶段的经营活动之后,需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披露,并且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研究决定如何分配本阶段企业的经营收益问题。现金红利的水平按每股计算,最高不超过同期每股税后利润的50%。不作红利分配的税后利润转为企业公积金。然而,由于现阶段的上市公司赢利水平普遍不高,所以,每年的红利分配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就目前来说,中国股市中的投资者一般较少把持股等待分配红利作为自己的收益方式。
另一种典型的所有者收益方式就是投资者从上市公司送的红股中获取红股,实现股本的扩张。上市公司从税后利润提取的公积金,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的财产组织原则,最终应该是属于资本所有者。所有者将公积金留在企业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同时还体现所有权的方式,也就是当公积金积累到一定数量后,企业将其作为红股送给公司的股东。送股的数量与股东的持股成正比。能配送红股的公司都是经营效益好、有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经营前景良好的公司。长期持有此类公司股票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收益。当然,也有因为市场总体形势向下,或者送红股之前股价炒得过高而导致不能填权的情况。在正常的情况下,股票收益的亏损是暂时的,而增值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在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
这类收益要求投资者要以投资的心态来购买股票,即在股市的总体发展趋势确定之后,能够长期持有。这类收益主要来自于股价总体水平的提高。股票市场整体的涨落,主要与宏观经济形势相联系。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十几年来一直保持在8%以上。所以,中国的股市总体上是向上的。投资者只要不是过于集中地持有经营业绩有突出问题的股票,而是分散地选择几个体现经济增长趋势的股票投资组合,获得超过同期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幅度的股票收益率是不成问题的。
3.在股市和个股的价格波动中赚取差价收益
这是一种与风险共存的收益。有人认为,如果投资者完全能够做到低时买进、高时卖出的话,则可获得10倍的赢利,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投资者能够做到在低点上买进、在高点上抛出的话,那么,又有谁会在低点上卖出、在高点上买进呢?况且,我们不可能很清楚地把握每一次波动的区段和时间。这就是股票投资的魅力,它向投资者的心理和认识程度挑战。成功时,投资者除了取得实际的收益外,还可以体会到成功所带来的喜悦。
总而言之,投资股票是一个收益显著的投资渠道,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正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