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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巴菲特巴菲特历史上持有过哪些股票

1973年开始，他偷偷地在股市上蚕食《波士顿环球》和《华盛顿邮报》，他的介入使《华盛顿邮报》利润大增，每年平均增长35%。10年之后，巴菲特投入的1000万美元升值为两个亿。

1980年，他用1.2亿美元、以每股10.96美元的单价，买进可口可乐7%的股份。

1992年中巴菲特以74美元一股购下435万股美国高技术国防工业公司——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

2006年6月，巴菲特宣布将一千万股左右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股捐赠给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计划，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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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清仓IBM索罗斯增持金融股

13F数据显示，巴菲特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第一季度在美股市场上的持仓规模达到1889亿美元，市值仅比前一个季度减少了22.2亿美元。经历了美股2月份的大幅波动，巴菲特不为所动，只是稍许减仓。

值得注意的是，在持有IBM股票七年后，巴菲特选择了彻底放手，上季度还持有的200万股IBM股票已一股不剩。分析人士认为，巴菲特投资IBM的时机并不好，这一笔投资并不能说是成功的“巴菲特式”投资。

❷ 求推荐金融书籍。

学金融方方面面都要涉及，金融是不分国内外的，更推荐你读一些国外的金融著作。
股票期货的话我印象当中Fabozzi---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这本书不错，这本书也是耶鲁大学开放课程----金融市场的参考书，另外还有两本参考书，他们是Jeremy siegel-- Stocks_For_The_Long_Run（中文名字：投资长线法宝） ，Robert J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 如果英文还行，可以直接看英文的，也可以拿中译本来看。
我所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下面有很多优秀书籍的中译本，你可以随便看看。
估计《投资学》（只要是叫这个名字的书）都会有教你看K线图的吧，这个我猜的。。。你可以PDF预览下。另外，楼上说的《货币银行学》(《金融学》）黄达编的，是很有名，那个初期看看也行，我觉得术语很抽象，比较喜欢看看案例和视频（比如说开放课程的金融市场），让自己去感受。。。
另外，经济学、金融学、投资学、统计学、会计学知识也很重要，你可以慢慢加强，如果有兴趣的话，这真是一个无底洞。书籍的话可以看看《货币战争》和《博弈》当闲书感受一下。我还有些以前EMULE下载的有关金融的PDF，若你要的话，留下邮箱吧。

❸ 对冲基金：一个分析的视角的译者序

《对冲基金：一个分析的视角》译者序（该书出版时对《序》略有修改）
2008年11月18日中午，我站在浦东一座写字楼的走廊里，望着陆家嘴灰蒙蒙的天空发呆。这时接到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李季博士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翻译一本关于对冲基金的书。
我不禁暗暗佩服，觉得她真有眼光，10月5号证监会才宣布启动融资融券试点，并刚刚组织有关券商参与融资融券联网测试，她就盯上对冲基金了。“我把原著给你寄去，你先看一看”，她说。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原著。翻开一看，满纸都是流动性、序列相关性、因子模型等熟悉的术语、各种各样的公式、一望即知是用Matlab或Excel绘制的彩图，以及二三十页参考文献，书后还附了一段Matlab程序，我当即就有了把它敲进电脑运行一遍的冲动。这书恐怕是有学术价值的，我边想边去看书名和作者名字，当Andrew W. Lo这个名字跃进我双眼的时候，我不禁心中一动，连忙拿起手机给她发了短信：“这书的作者是罗闻全啊！罗闻全！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认真对待的！”
一、罗闻全及其学术成就
在西方金融学界，罗闻全（Andrew Wen-chuan Lo，简作Andrew W. Lo）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学家（个人主页见下面的“扩展阅读”）。然而，对于我国高等院校金融专业的大多数师生来说，这个名字却是相当陌生的，例如其著作《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的中文版居然将其名字译为“安德鲁.W.罗”，即便是在7年之后的2010年，一本关于对冲基金的书上仍将其译为“安德鲁.罗”，因此这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罗闻全。
罗闻全于1960年4月18日出生于香港，此后曾在中国台湾地区居住。5岁那年，罗闻全全家从台湾移民到纽约。他的母亲Julia Yao Lo（约1927—）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她的悉心教导下，罗闻全的姐姐和哥哥先后获得了有“少年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屋科学天才少年奖” 。后来，老三罗闻全从8年级跳级进入著名的Bronx科学高中，经过刻苦学习，也获得了这一奖项。真可谓天才之家，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三人又都获得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与其母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关于罗闻全的姐姐和哥哥，我们知之甚少。在Peter L. Bernstein所著的Capital Ideas Evolving（中文译名《投资新革命》）中，称他的姐姐是一个分子生物学家，哥哥是火箭科学家。译者推测他的姐姐是Cecilia Wen-ya Lo（简作Cecilia W. Lo，音译罗闻雅，约1951—），她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于1974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洛克菲勒大学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博士学位。1980年，她在哈佛大学药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后历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系教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心、肺和血液研究所（NHLBI）发育生物学实验室主任，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中心主任。她现任匹兹堡大学药学院发育生物学系教授，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和先天性心脏病学家。她的丈夫段崇智（Rocky S. Tuan）是世界著名的肝细胞生物学家和组织工程学家，有着与她相似的游历和教育经历。二人于1976年结婚，2009年夏天一同前往匹兹堡大学执教。
译者推测罗闻全的哥哥是罗闻宇（Martin Wen-yu Lo，简作Martin W. Lo，约1953—），他于1981年获康奈尔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后任职于由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和钱学森等人创建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帕萨迪纳喷射推进实验室（Pasadena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并于2001年提出了举世闻名的“星际高速公路”（Interplanetary Superhighway）技术。
1977年，罗闻全从Bronx科学高中毕业，考入耶鲁大学，打算学习数学、物理和生物化学，因为这些学科看起来很“酷”，同时这也是他的姐姐和哥哥学过的专业。但是在第一学期期末，他邂逅了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习经济学的高中同窗，在她的建议下，他去麻省理工学院选修了默顿（Robert C. Merton，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讲的金融学，从此经济学和金融学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在Bronx科学高中时，曾经阅读过科幻小说家Isaac Asimov的《基地》三部曲（Foundation Trilogy），其中讲到有个数学家创立了一种叫做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的人类行为理论。根据该理论，心理历史学家在获取有关人类情感倾向的大量数据后，便能根据这些数据精确地预测未来。罗闻全认为Asimov的描述完全可行，而且他想成为那个实现它的人；而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和数理经济学看上去都是做这个研究的最好的出发点。于是，他致力于研究经济学，于1980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至1989年期间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等职，其中1987年至198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W. P. Carey财务学讲座副教授。1990年，29岁的罗闻全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从那时起至今，他一直留在麻省理工学院，并在斯隆管理学院创建了MIT金融工程实验室（MIT Laboratory for Financial Engineering）。该实验室汇集了一大批著名的金融学家，因此其代表着美国金融工程的最高水平。2004年，罗闻全当选为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最年轻的院士。
罗闻全被公认为金融学家、金融工程学界领袖、对冲基金研究领域泰斗和生物金融学的创始人，华人金融学家的第一人。1998年，美国《商业周刊》将他评为金融学术界最有前途的三颗新星之一。在Peter L. Bernstein的《投资新革命》（Capital Ideas Evolving）中，依次讲述了萨缪尔森（Paul Sameulson，1915年5月15日至2009年12月13日，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Robert C. Merton，1944—，1997年诺奖得主）、罗闻全、希勒（Robert Shiller）、夏普（Willam Sharpe，1934—，1990年诺奖得主）、马克维茨（Harry Markowitz，1927—，1990年诺奖得主）和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1941—，1997年诺奖得主）的投资思想——罗闻全赫然跻身世界金融学大师的行列。这样看来，未来罗闻全和希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罗闻全的研究领域覆盖了金融理论、金融信息技术、风险管理、投资组合管理、对冲基金和金融计量经济学。他雄心勃勃地希望能够像Asimov描述的那样建立一套能够预测人们在金融市场中的行为的理论。他最著名的贡献包括：于1988年提出方差比检验，并实证地指出股价即使对于广义的随机游走假设来说也是不满足的；指出金融学中的经典教条——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是不成立的，并提出了用于替代EMH的适应性市场假说（Adaptive Market Hypothesis，AMH）；开创了生物金融学；发展了金融学中经典的Markowitz的均值—方差分析框架，提出了均值—方差—流动性分析框架；等等。与恩师默顿等人一样，罗闻全的研究与实践密切相关，他是研究对冲基金的泰斗，同时也是对冲基金Alpha Simplex Group的创立者和合伙人。
罗闻全发表了大量一流的论文和著作（见其个人主页），可谓著作等身。其与John Y. Campbell和A. Craig MacKinlay合著的《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获1997年度保罗.萨缪尔森奖，并成为金融计量学的经典教材。2004年9月，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这门课。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上课时教室里挤满了想选这门课的学生，但是这门课实在太难，王一鸣教授在讲台上讲得如行云流水一般，大家却如闻天书，第一节下课时就逃走了一半，到第三节课下课时，已经只剩大约10个人了。我每每竖着耳朵，战战兢兢，生怕漏掉一句，侥幸坚持到了最后，中间还阅读了罗闻全写的有关论文，从此把他当成了偶像。
读者阅读的这本书的原著是2008年出版的，全书包括10章，由罗闻全教授等发表的一系列高端的学术论文组成。本书理论与实践兼具，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阅读本书，不仅可以深入了解美国对冲基金行业，而且还可以对罗闻全教授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有所了解。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我一再拖延交稿日期，居然拖到了很久。
二、对冲基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已经来了，对冲基金还会远吗？
在美国，对冲基金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在1998年金融危机、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标志着对冲基金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的一支新兴力量和一个新的系统性风险来源，美国政府为了将对冲基金“这头巨兽关进铁笼”，也做了不懈的努力（见本书第7、9、10章）。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主要包括60多家公募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上千个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发行的集合理财产品和专户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的债券投资部门、证券公司的自营部门、信托公司、保险公司持有的保险基金、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以及数千个私募证券基金公司发行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等。这些机构投资者都可以被统称为“基金”。在2010年4月之前，A股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都是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虽然部分机构会参与一些固定收益套利型、事件驱动型、濒危证券型、基金的基金型或可转换套利型策略，但是规模和深度都有限，无法进行典型的“对冲”业务，没有任何一个公募机构把自己定位为对冲基金，也极少有私募基金宣称自己是对冲基金。
2010年1月8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和推出股指期货品种，并于3月19日宣布在光大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和国信证券等6家证券公司率先试点融资融券，3月31日正式启动试点交易。此后2010年6月8日、12月25日两次扩大试点范围，使试点券商增加到25家，约占全国券商总数的四分之一。2010年4月16日，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上市。如果不出意外，转融通业务将于2011年推出，这将扩大对冲业务。
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是中国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着A股市场从此摆脱了只能做多、难以采用杠杆的限制，可以进行多空双向交易。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中国将迎来对冲基金大发展的时代，只要政策允许，越来越多的私募甚至公募基金公司将发行对冲基金，包括做多/做空股票对冲型、偏向卖空型、管理期货型等类型。
2010年4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从事股指期货交易指引》和《证券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对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参与程序、比例限制、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内控制度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对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2010年7月7日，证监会宣布，基金专户理财业务可以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并且“考虑到专户理财为非公募产品，其投资人均为具有较强风险识别和风险承受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因此，专户理财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总体原则应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监管机构不再对专户理财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目的、投资比例、信息披露等内容进行规定”。2011年3月，证监会下发了《信托公司参与股指期货的交易指引（征求意见稿）》，阳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由此获准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而这意味着它们将开展“对冲基金业务”。
实际上，2010年4月份之后，沪深300股指期货和沪深300指数剧烈的日内波动、融资融券规模的日益增长，都表明可能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在从事对冲业务。2010年年中，译者就了解到不少大型公募基金公司正在研究对冲基金业务，一旦政策放开，就将申请成立做多/做空股票对冲型、管理期货型等对冲基金。2010年12月中旬，国投瑞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只采用期指套利策略的“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其实就属于对冲基金。2010年底，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国泰君安君享量化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监许可[2010]1937号文），允许该公司发行集合理财产品“君享量化”。该产品的投资策略是“采用市场中性策略，在尽量对冲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将投资组合的Beta值控制在-0.3至0.3之间），运用数量化选股及指数套利等策略，获取长期稳定的绝对回报。”2011年3月7日，“君享量化”正式发行，受到投资者追捧，一天之内募集资金就达5亿元。这是2011年1月25日《证券投资基金股指期货投资会计核算业务细则（试行）》出台后严格按照该细则设计的第一只对冲类产品，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对冲基金，2011年由此成为中国“对冲基金元年”。几乎在同时，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推出了采用对冲策略的“一对多”理财产品。预期一两年内对冲基金将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
中国对冲基金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将至少对资本市场的三方参与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它将促进各个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投资理念、研究方法和风险管理的改变，并将加剧机构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大大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降低期望收益率，因此缺乏竞争力的机构将被逐渐淘汰，甚至还可能改变基金的组织形式——这类似于罗闻全所提出的适应性市场假说和生物金融学：以前，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散户、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基金等多个“物种”在为相当充裕的资源而竞争，因此市场效率较低；以后，增加了对冲基金这一蓬勃发展的新物种，“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源最终会锐减，这转而会导致生物数目减少，从而降低了竞争的水平，并最终导致循环重新开始。有时，循环会收敛到角点解，即某些物种灭绝、食物资源完全耗尽或者环境条件发生剧烈的变化”（见本书第9章）。未来机构投资者竞争业态的变化也将加快，具有竞争力的机构将更快地崛起，缺乏竞争力的机构将更快地衰落乃至退出市场。投资经理们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平。对冲基金还将成为新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一次偶发的事件足以对很多投资能力并不差的机构投资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参见本书第7、10章）。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能最快地适应变革的“潮人”才能生存下来。这些都是值得基金从业者关注的问题。
第二，它将给专门向机构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的证券分析师们（主要在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在机构投资者为资源——收益率——进行残酷竞争的同时，证券分析师们也在为自己的资源——机构投资者的佣金和评价——进行着残酷的竞争。从2003年至今，每年10月进行的“新财富”全国“最佳证券分析师”排名，一直是分析师和证券公司研究部门争夺的主要阵地，全国排名前20位的证券公司研究部门大多根据“新财富”排名来确定分析师的薪酬。而分析师的“新财富”排名越高，市场影响力越大，他为所在的研究所赚取的佣金就越多。但分析师的研究属于商业化的研究，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作为基金公司的投资策略分析师，译者深知分析师行业“20%靠研究，80%靠忽悠”的说法并非完全是戏谑。从长期来看，这种竞争业态将逐渐改变，而对冲基金的发展将推进、加快这种变革。未来分析师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全面的知识、更高的研究能力、更深厚的数理知识和建模水平、更好的选股择时能力，要求他们不仅能在适当的时机给出买入建议，还要在适当的时机给出卖空的建议。缺乏数理知识和建模能力、缺乏扎实的专业知识、主要靠“忽悠”混迹市场的分析师将难以立足。对于由分析师所组成的证券公司研究部门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且，系统性风险的加大将对证券公司研究部门获取的佣金额带来影响，并加大佣金额的波动性，甚至影响到整个证券公司的业绩（虽然咨询业务的佣金收入在证券公司的全部利润中占比普遍很小）。
第三，作为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中国证监会必须考虑如何才能对对冲基金进行有效地监管。根据国际经验，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冲基金的行为可能会给金融市场造成猛烈的冲击，因此如何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一直是学术界和管理层讨论的热点，美国到目前为止也没能建立起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的法律框架和机构（参见本书第9.4节）。我国的私募基金行业与美国的对冲基金一样，多年来一直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没有专门的监管法律，而它们可能正是未来对冲基金的主体。
不过，加强监管毕竟是国际趋势，我国也不例外。2011年1月中旬，《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正草案）》正式公布。其中第二条规定：“公开或非公开募集资金，运用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前款所称证券，包括买卖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股权，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等证券及衍生品，以及国务院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投资交易品种。”这样就把资本市场上各种机构投资者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并且《修订草案》的第十章“非公开募集基金的特别规定”，明确地把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围。显然，尚处于婴儿时期的另类投资也将被纳入该法的监管范围，这无疑符合对对冲基金加强监管的国际趋势。与我国的对冲基金一样，我国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也将在发展中不断摸索前行。
总之，对冲基金的发展将对资本市场上所有的个人参与者、机构参与者、监管部门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它还将促进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工作。虽然目前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三四部关于对冲基金的书籍，但是学术价值有限。作为一本系统地介绍对冲基金投资的、具有深厚学术价值的著作，本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且，由于难以获取专门的数据，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对冲基金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定性分析。中国对冲基金的蓬勃发展，必将催生类似CS/Tremont和Lipper TASS这样的对冲基金专门数据库，催生类似对冲基金研究公司（HFR）这样的对冲基金专门研究机构，并促进国内研究水平的提高。译者大胆地猜测，不久的将来，对冲基金类课程就将成为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三、本书的翻译过程与致谢
多年以来，我国僵化的学术体制、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学者们面临的巨大的生存生活压力导致有能力的、严谨的学者不愿意从事翻译，而部分浮躁的译者——其中不乏名校教授——则趁机大行其道，置学术道德于不顾，把翻译当做钓名沽誉的手段，导致大量国际一流的学术著作被低劣的译者糟蹋了，让无数学子痛心不已，我在求学期间就对此深有感触。久而久之，大家宁愿直接阅读英文原版，而对中文译本敬而远之。然而，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时间和精力去获取并阅读英文文献，而这导致国外的优秀作品迟迟不为国人所了解，像罗闻全这样的世界顶尖学者的名字在国内居然鲜有人知，就是一个例子。
当初出于对罗闻全教授的崇敬，我下决心把这本书翻译好，甚至一度计划将他1998年出版的著作《华尔街非随机漫步》（A Non-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也译为中文。但是做到好的翻译何其难也！翻译之艰辛，不亲身经历，永远无法体会。一个合格的翻译者不仅必须具有优秀的中英文功底、深厚的专业知识、涉猎广泛，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心态平和，无欲无求，坐得了冷板凳，吃得了苦，绝不能把它当作钓名沽誉的手段，否则只会糟蹋原著（这种恶例不胜枚举）。本书原著只有300多页，我却花了一两千个小时来翻译——工作之余，就把自己关在租来的斗室里，将业余时间几乎全部花在上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宅男”，这样无非是想做到无愧于心。
专业文献的翻译，尤其推崇一个“信”字，必须把原作者的意思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中文读者，因此翻译时决不能不懂装懂，胡乱猜测。在“信”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达”。无奈“求其信已大难矣”，“达”字更难，至于“雅”字，则是我辈不敢妄称的。为了自己这些倒霉的信念，我花去大量的时间查找资料，力求准确地理解作者的原意。
此外，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并能获取更多的信息，我还在书中撰写了将近120条译者注。这些注释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指出原著中的错误，大约占10%；第二类是对原著的意思进行解释和补充，以便读者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正文，占将近90%；第三类是对专业术语的译法进行说明，大约只有几条。有时为了写好一个注释，就要花去七八个小时查找资料。而且为了保证质量，我不敢寻找合作伙伴，因为通常英文好的专业基础未必好，专业基础也好的未必有严谨的态度——根据我的经验，凡是由一个老师带着一堆学生翻译的书籍，往往比较容易出错。因此，本书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人翻译、校对的，并对书中部分数据做了计算验证，还用书中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绘制出了一部分图形。这种执着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健康，常常因为伏案过久而周身不泰，中间有数次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后悔当初不该一时冲动接下这个差事，想放弃了事。后来支持我完成的，居然是这样一个想法：翻译完这本书，就再也不涉足这类工作了！
不过翻译也并非全无好处，它迫使我透彻地阅读本书，并有助于扭转我工作之后难以静下心来读书的恶习。1918年4月，爱因斯坦在柏林物理学会为普朗克（Max Planck）六十岁生日举办的庆祝会上演讲说：“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由、变化不定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于我心有戚戚焉。
本书的初稿是2010年6月10日完成的，此后一周回家探望父母，每天陪着年逾古稀的父亲在医院打点滴，并在其病榻前修改出了第二稿。最终交给编辑的是第五稿。我常常想，倘若我从小没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没有阅读那么多书籍，从而没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所蛊惑，没有梦想着修齐治平，没有养成耿直严谨的坏毛病，而是安于平凡，处事圆滑，抛弃理想，追求金钱，我就不会读这么多年书，走这么多弯路，就可以早日赚钱赡养父母，他们或许就可以免于疾病之苦、安度晚年了。然而往者不可谏，唯有叹息！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的导师......（因为未获得当事人授权，感谢的名单隐去）......，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特别感谢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李季博士和编辑王玲女士的辛勤劳动和热心帮助。至于书中的不足之处，概由本人负责。读者发现不足之后请务必来函赐教，以便我能在未来修订时更正之。
2010年9月6日于上海隆安公寓
2011年5月15日修改于上海虹桥路

❹ 巴菲特 持有哪些中国股票

巴菲特看中了中国哪些企业

(文章来源：股市马经 )

穆迪信用是巴菲特近几年来挖掘的，市场表现堪与中石油相媲美的超级明星企业。由此，我们也看出巴菲特青睐哪些中国企业？

2006年4月13日，美国穆迪信用通过收购中诚信国际49%%的股份，正式涉足中国评级业务。中诚信国际是中国最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信用则是全球评级业中与标准普尔、惠誉并列的三强之一。

巴菲特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对穆迪信用的投资始于2000年，总投资4.99亿美元，占穆迪信用总股本的16.20%%，到2005年底市值29.48亿，增长近六倍。

巴菲特对穆迪信用的表现颇为自豪，对其质地珍爱有加，甚至破例公开赞扬穆迪信用：是只需要少量资金投入的公司，而且是能够赚取丰富回报的优质公司，有良好的竞争优势，

面临极少的业务上的威胁。而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对其评价也甚高：“穆迪与哈佛相似，是一条能自我实现的预言。”意思是其品牌足够强大，可以确保取得成功。

之前，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2003年直接投资中石油股票4.88亿美元，到2005年底市值增长为19.15亿美元；2005年其子公司乳品皇后(DQ)在上海共开出了包括美罗旗舰店在内的8家门店，门店数量仅次于哈根达斯；2005年持有安海斯布什(Anheuser-Busch)5.7%%股权,成为安海斯布什的主要股东,而安海斯布什则为青岛啤酒第二大股东,持有3.53亿股青啤H 股,占其总股本的27%%。因此巴菲特便通过安海斯布什而持有青岛啤酒股份。

这次穆迪信用收购中诚信国际49%%的股份，虽然不是巴菲特的直接经营行动，但表明其又有一根投资触角伸进中国大陆。

投资大师投资触角频频伸进中国，证明一个事实：中国机会已越来成为全世界的机会。联想到另外一位投资大师马尔基尔最近在中国表示：“我拼命想进来！”

中国的投资者应该有所触动，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机会，中国的价值。(文章来源：股市马经 http://www.goomj.com)

股票王者沃伦·巴菲特

巴菲特时代

1976年9月，本·格雷厄姆逝世了，之后评论家们常常提到巴菲特与之在投资方法论之间的区别，巴菲特明显地进步了。他懂得：一个好的经营完善的公司与从流通角度上来看的廉价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对这种好公司的投资对他自己的成长也有深远的影响。巴菲特比格雷厄姆更主观地分析公司。在一些公司里，如希斯糖果公司，他找到了它的"内在价值"——一种巴菲特式的内在价值。而巴菲特从格雷厄姆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恰当的关于本质的模式"，那就是买入价值的原则，蕴涵在格雷厄姆安全空间原则下的保守主义以及超脱于每日市场起伏的心态。
70年代末，最受人痛恨的是通货膨胀，所有物价都涨了13％，巴菲特指出，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引发的通货膨胀会加重公司的股东收益的负担，为使投资者获得真正的收益，公司必须获得比投资者的痛苦指数更高的资本收益率。痛苦指数指的是纳税（红利收入税和资本所得税）与通货膨胀的总和。巴菲特深知股票与通货膨胀并不是相对冲的工具，高通胀对于公司谋求更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毫无帮助。他转而去尽量避开那些会被通货膨胀伤害的公司。巴菲特认为，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来维持经营的企业往往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需要较少的固定资产的企业也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但伤害的程度要小的多；经济商誉高的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小。
巴菲特在投资时也在写作。有几次是为经济刊物写的，主要还是为伯克希尔写年度报告。伯克希尔的报告很少美化自己，它只是向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去评估。任何一个人在阅读巴菲特撰写的年度报告时，都会深切地感到他对《圣经》、凯恩斯理论等的弓佣非常妇熟，每份报告有六七十页，没有照片、彩图或表格，只有文字。那些有足够的素质能把报告从第一页一口气读到尾的人得到的回报将是～剂兼具金融味道、轻松幽默、坦诚实在特点的良药。巴菲特在报告中非常坦白，他同样强调伯克希尔经营的有利之处与不利之处。他总是设身处地，从股东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解股东们想知道什么，然后就告诉他们什么。对于经理们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王国的行为，巴菲特切齿痛恨。
1980年，巴菲特50岁生日的时候，伯克希尔的股票卖到375美元月没，之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股价也开始稳中有升。1983年，伯克希尔从不名一股发展到拥有13亿美元的市场股票。年底，伯克希尔自己的股价升到1310美元／M，巴菲特的身价也因此涨到6．2亿美元。就在这时，有些股东建议巴菲特分股，巴菲特知道，分股肯定能吸引许多新的投资人，并能促进经营甚至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提高伯克希尔股票的价格，但这只是企业财富在股东之间的再分配，由于要支付增长了的经纪人的报酬，伯克希尔的股东只能亏钱。事实上，凡是与"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相抵触的方法，巴菲特一概不会采用。
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公司，可以说是他本人的人格、经营哲学和他那独一无二的行事风格的化身。从伯克希尔可以看到巴菲特所遵循的主要经营准则，巴菲特对企业所要求的所有品质也都体现在伯克希尔公司中。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内部采用了一套基于工作业绩的奖励制度，奖励与公司规模、个人年龄或者公司的总体赢利水平无关。巴菲特认为，表现出色的部门和人员应该得到相应奖励，无需理会伯克希尔的股价是上涨还是下跌。公司经理人员的奖励应根据他们在自己的责任领域内是否成功地达到了目标。在伯克希尔，有些经理因提高了销售额而受到嘉奖，有些则是因为降低了成本或缩减了不必要的资本性支出而受到嘉奖。巴菲特并不采用分送认股权的奖励制度，而是在每年年底，向每个经理人员签发支票，有些支票的数额相当大。经理人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这笔现金，许多人用这笔奖金购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最终与公司股东共担风险。恐怕没有比伯克希尔的慈善捐助方式更能体现巴菲特独一无二的处事之道了。这种慈善捐助方式又称为“股东指定方案”。即由股东按照他在伯克希尔持有的股份的比例，选定伯克希尔的捐赠对象。大多数公司的慈善捐助是由公司高层经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来选择捐赠受益者的。他们通常会选择自己偏爱的慈善机构，掏钱的股东反而不能参与决策。这种做法与巴菲特的准则格格不入。他不无讽刺地说：“当A从B处拿了钱送给C时，如果A是税务当局，那么这个过程就叫课税，但如果A是公司的经理或董事，则就称为慈善。"
坐落在奥马哈市的内希拉斯家具店是全国最大的家庭用品商店，1983年，伯克希尔收购了该家具店90％的股份，余下的10％留给那些继续管理家具店的原家具店的家族成员，这个家族的女家长布女士1937年以500美元的资本创建了这个家具店，从创办家具店的第一天起，布女士的营销策略就是"价格便宜，实话实说"。她成批购进，尽量减少开支，有钱就存起来。巴菲特收购她的家具店时，这家营业面积19000平方米的商店每年的销售额为1亿美元。（10年之后，年销售额增至2．09亿美元，属于伯克希尔的利润份额为兀皿万美元）卯岁高龄的布女士，仍然每周工作7天，她是替巴菲特管理家具店的最理想人选，巴菲特对她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更羡慕布女士的健康身体，他一想到生病（或死亡）会迫使他放弃工作就受不了，他还经常开玩笑说将来要显灵来管理公司。
从家具店获得的现金收入可以减轻一点伯克希尔纺织厂给巴菲特的压力。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250家纺织厂关门了，伯克希尔的纺织厂也损失了500多万美元。1985年巴菲特下决心把它关闭了。巴菲特对股东们写道：“股东们的巨大损失是把大量智力和财力花在错误的行业上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可以用塞缨尔·约翰逊的马来比喻，一匹能数到10的马是匹了不起的马——而不是了不起的数学家。"经营得再好的纺织厂也不是很好的行业。巴菲特公开承认，他退出纺织业太迟了，由于他崇拜本·格雷厄姆，使他长期依赖于有厂房的行业，而忽视了像市夫人从事的这种事业。
还是在60年代末的一次午宴上，巴菲特认识了大都会传媒公司的董事长穆菲。以后便经常联系，成了亲密的朋友，1985年，他们一起创造了电视网行业历史上最大宗的交易，也是传媒业最大的合并——大都会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合并。巴菲特在这次合并中以每股172石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大都会发行的300万股普通股，为大都会兼并美国广播公司注入了5亿美元的资金，并因此而进入了合并后的大都会反国广播公司的董事会。以后，大都会康国广播公司被巴菲特列入"不卖"的公司之列。
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票已突破每股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已把一个小纺织厂的碎渣变成了黄金，股票翻了167倍，而同时期的道·琼斯指数只翻了一倍。有人称巴菲特为"巫师"、"奥马哈神"。然而这位亿万富翁仍然自己开车，自己管家，住的房子也是1958年花了3．15万美元买的。朋友们最为欣赏的是巴菲特谨慎、认真的品质。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家庭和财富负有责任。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么个下跌法——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巴菲特也深知自己在管理方面的不足之处：他处理抽象问题和数据比处理实际的具体问题强得多，他总是很谨慎地避免与别人一起处理事务。巴菲特严格限制自己的作用来弥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做一些大的决策——指挥大家合唱，自己却不跳舞。有许多经理常会因干涉过多而造成许多麻烦，巴菲特的简单作风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伯克希尔在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会议：权力集中在两层，执行负责人和巴菲特本人。巴菲特雇佣执行经理，控制他们的资金出入并激励他们。
在巴菲特经营的保险业中，由于竞争引发的周期性降价使80年代前5年的保险费率一直不够高。这使保险业的利润出现了衰退。巴菲特对这种衰退的反应与众不同。当别的公司为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险费时，巴菲特宁愿少签发保单，从1980年到1984年他的保险业收入从1．85亿美元降到1．34亿美元，但巴菲特坚信，总有一天那些降价的保险公司会受不了亏损而退出的。果然，在1985年保险业遭受了巨大损失，许多公司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也有的公司不得不退出竞争。保险费率于是又扶摇直上了。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以前的保守行动中获取双倍的利益了。大的商品客户认识到一个没钱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毫无保险可言，他们要的是服务质量。而伯克希尔的资金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惜，它的平衡表也是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给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价格之后，它的顾客络绎不绝，1986年，伯克希尔的保险金收入达10亿美元，是前两年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美元可用于再投资的预备金。到1987年，伯克希尔有的是钱了。但当时正是牛市的全盛时期。巴菲特所做的只是静静地卖掉了大多数股票，只保留了永久的三种：大都会公司、GEICO和烨盛顿邮报》。按照他的原则，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就在巴菲特卖空股票的第四天——10月16日，道·琼斯指数跌了108点，10月19日星期一，市场里堆满了出售表，30种道·琼斯平均工业股票中有11种在交易开始后一小时不能开盘。巴菲特所有的市值损失达到了3．42亿美元。他可能是全美为数不多的没有随时关注经济崩溃的人。他本来可以连三种都不保留的，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那三家公司依然业务稳定，收入增长，没有丝毫的价值损失。
这次崩溃暴露了华尔街知识结构中的空白，学者们提出了一种简单但吸引人的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它认为不论什么时候，一个公司的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都可以从它的股价中反映出来。当某种股票的变动公开后，交易商会迅速行动起来，或买或卖直到它的价格重新达到平衡。它的前提是，股票原来的价格就已很合理，因此，以后的价格变化也很合理。交易商的作用只是推行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市场既然是随机的，那么投资就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巴菲特也只是一个走运的人；谈不到老练。就像一个扔硬币能获得正面的人，只能算运气好，不叫掷币高手。这种说法直接对巴菲特的内在能力提出了质疑。这时巴菲特说了这样一段话：“（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看到市场常常有效，就断言它总是有效的，这其实有天壤之别。"巴菲特和这些人的最大分歧就是关于"风险"的定义。在巴菲特看来，风险是指等于某业务实际价值的风险，而各种变化的因素范围是无限的。一个公司是否只依赖于少数顾客？董事长喝酒吗？由于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样的风险的程度和种类，巴菲特找的只是少数能够承受得起失误风险的公司。理论家们则不考虑这些"细枝末节"，他们认为风险是可度量的。股票的风险就是它价格的易变程度。它有精确的数字定义，就是它的波动程度与市场被动程度的对应关系。好像是为了使它的代数式显得神圣点，它被用了一个希腊代码p代表。如果某种股票的P为1．0，它的被动程度与市场相仿，它的风险就等于市场平均水平，风险和p值成正比。在巴菲特看来这简直是疯了。对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股票的波动并不增加风险。让我们看看巴菲特购买《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当时它的市场估价是8000万美元，假使在他购买之前价格下跌一半，它的波动性就更大，因此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它的风险也更大，巴菲特尖刻地说：“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花4000万比花8000万的风险更大。"
由于科学的解释是没有已知答案或根本无答案的，人们不满意这种状况，他们宁愿制造一些答案或花钱请人为他们编答案。从狭义上看，该理论继续存在对巴菲特大有好处。他的众多竞争对手被教导说研究股票是浪费时间。“从自私的角度讲”，巴菲特写道，“格雷厄姆派也许应捐点儿钱保证有人一直在传授有效市场理论。”
在巴菲特买下大都会康国广播公司以后，他有整整三年没买过一股股票（不包括套利活动和秘密的小额买进）。在1988年，巴菲特认准可口可乐公司后，他拿出了伯克希尔市场价值的1／4左右以10．23亿美元的总价买下了它。这个大胆的举措使可口可乐的股票在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中占了35％。
巴菲特与可口可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他5岁时第一次喝可口可乐。不久以后，他就开始在祖父的小店里用25美分买6瓶可乐，再以每瓶5美分的价格卖给邻居们。在这之后的50年中，他一直在观察可口可乐公司的成长，但却一直没有买进过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即使在1986年，他正式宣布可口可乐生产的樱桃可乐为伯克希尔股东年会上的指定饮料时，仍然没有买进一股。直到两年后的1988年，他才开始买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1989年，巴菲特公开承认，他已持有可口可乐公司63％的股份。为什么现在买进呢？巴菲特解释说，可口可乐公司的特性已存在了几十年。他看上了可口可乐公司80年代由罗伯托·格伊祖塔和唐纳德·考夫领导下所发生的变化。
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摇摇欲坠，总裁奥斯汀的多角化经营策略更使之雪上加霜。1980年新总裁格伊祖塔一上任就着手削减成本，制定80年代的经营战略：可口可乐公司下属的每个公司都要使资产收益率最大化；要抛弃掉任何已不能产生可接受的权益资本收益率的业务与资产；投资的每～个项目都必须能增加每股收益率和权益资本收益率。可口可乐公司在格伊祖塔的领导下，财务业绩比奥斯汀时代翻了两到三倍。1980年至1987年，尽管1987年10月份股票市场发生了灾难性的大跌，可口可乐股票的市价仍以19．3％的速度递增。公司每1美元留存收益产生了4．66美元的回报。1987年，它的利润的3／4来自非本土，而未知的潜力仍是无穷的。
其实华尔街的每一位分析家都注意到了可口可乐的“奇迹”，因为畏惧和别的一些因素——并非公司价值的因素使他们裹足不前，在巴菲特做完投资但股票并未飞涨时他写道：“当时我看到的是：很明白很引人……世界上最流行的产品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的丰碑，它在海外的销量爆炸式的迅速膨胀。"尽管有人认为可口可乐的股票高估了，但巴菲特自信地认为以市场前期最高价75％的价格买下它，是以雪弗莱的价买奔驰。在巴菲特买入可口可乐后的3年里，它的每股收入涨了64％，股价上涨3倍。不管是谁，只要事先知道这种结果都会买的。但华尔街的投资商怀疑巴菲特是否值得学习。他们仍然坚持他是买了内部消息才做这个决定的。事实上，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的他对可口可乐公司的理解，连第四流的经纪人都看得懂。1989年2月，他的这次投资公开之后，伯克希尔的股票也像注入了二氧化碳一样咕咕冒泡。它卖到了4800美元一股，仅6个月之后它又上涨了66％，到了8000美元一股。

❺ 巴菲特持有过那些股票

巴菲特看中了中国哪些企业

(文章来源：股市马经 )

穆迪信用是巴菲特近几年来挖掘的，市场表现堪与中石油相媲美的超级明星企业。由此，我们也看出巴菲特青睐哪些中国企业？

2006年4月13日，美国穆迪信用通过收购中诚信国际49%%的股份，正式涉足中国评级业务。中诚信国际是中国最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信用则是全球评级业中与标准普尔、惠誉并列的三强之一。

巴菲特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对穆迪信用的投资始于2000年，总投资4.99亿美元，占穆迪信用总股本的16.20%%，到2005年底市值29.48亿，增长近六倍。

巴菲特对穆迪信用的表现颇为自豪，对其质地珍爱有加，甚至破例公开赞扬穆迪信用：是只需要少量资金投入的公司，而且是能够赚取丰富回报的优质公司，有良好的竞争优势，

面临极少的业务上的威胁。而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对其评价也甚高：“穆迪与哈佛相似，是一条能自我实现的预言。”意思是其品牌足够强大，可以确保取得成功。

之前，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2003年直接投资中石油股票4.88亿美元，到2005年底市值增长为19.15亿美元；2005年其子公司乳品皇后(DQ)在上海共开出了包括美罗旗舰店在内的8家门店，门店数量仅次于哈根达斯；2005年持有安海斯布什(Anheuser-Busch)5.7%%股权,成为安海斯布什的主要股东,而安海斯布什则为青岛啤酒第二大股东,持有3.53亿股青啤H 股,占其总股本的27%%。因此巴菲特便通过安海斯布什而持有青岛啤酒股份。

这次穆迪信用收购中诚信国际49%%的股份，虽然不是巴菲特的直接经营行动，但表明其又有一根投资触角伸进中国大陆。

投资大师投资触角频频伸进中国，证明一个事实：中国机会已越来成为全世界的机会。联想到另外一位投资大师马尔基尔最近在中国表示：“我拼命想进来！”

中国的投资者应该有所触动，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机会，中国的价值。(文章来源：股市马经 http://www.goomj.com)

股票王者沃伦·巴菲特

巴菲特时代

1976年9月，本·格雷厄姆逝世了，之后评论家们常常提到巴菲特与之在投资方法论之间的区别，巴菲特明显地进步了。他懂得：一个好的经营完善的公司与从流通角度上来看的廉价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对这种好公司的投资对他自己的成长也有深远的影响。巴菲特比格雷厄姆更主观地分析公司。在一些公司里，如希斯糖果公司，他找到了它的"内在价值"——一种巴菲特式的内在价值。而巴菲特从格雷厄姆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恰当的关于本质的模式"，那就是买入价值的原则，蕴涵在格雷厄姆安全空间原则下的保守主义以及超脱于每日市场起伏的心态。
70年代末，最受人痛恨的是通货膨胀，所有物价都涨了13％，巴菲特指出，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引发的通货膨胀会加重公司的股东收益的负担，为使投资者获得真正的收益，公司必须获得比投资者的痛苦指数更高的资本收益率。痛苦指数指的是纳税（红利收入税和资本所得税）与通货膨胀的总和。巴菲特深知股票与通货膨胀并不是相对冲的工具，高通胀对于公司谋求更高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毫无帮助。他转而去尽量避开那些会被通货膨胀伤害的公司。巴菲特认为，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来维持经营的企业往往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需要较少的固定资产的企业也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但伤害的程度要小的多；经济商誉高的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小。
巴菲特在投资时也在写作。有几次是为经济刊物写的，主要还是为伯克希尔写年度报告。伯克希尔的报告很少美化自己，它只是向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去评估。任何一个人在阅读巴菲特撰写的年度报告时，都会深切地感到他对《圣经》、凯恩斯理论等的弓佣非常妇熟，每份报告有六七十页，没有照片、彩图或表格，只有文字。那些有足够的素质能把报告从第一页一口气读到尾的人得到的回报将是～剂兼具金融味道、轻松幽默、坦诚实在特点的良药。巴菲特在报告中非常坦白，他同样强调伯克希尔经营的有利之处与不利之处。他总是设身处地，从股东的角度思考问题。了解股东们想知道什么，然后就告诉他们什么。对于经理们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王国的行为，巴菲特切齿痛恨。
1980年，巴菲特50岁生日的时候，伯克希尔的股票卖到375美元月没，之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股价也开始稳中有升。1983年，伯克希尔从不名一股发展到拥有13亿美元的市场股票。年底，伯克希尔自己的股价升到1310美元／M，巴菲特的身价也因此涨到6．2亿美元。就在这时，有些股东建议巴菲特分股，巴菲特知道，分股肯定能吸引许多新的投资人，并能促进经营甚至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提高伯克希尔股票的价格，但这只是企业财富在股东之间的再分配，由于要支付增长了的经纪人的报酬，伯克希尔的股东只能亏钱。事实上，凡是与"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相抵触的方法，巴菲特一概不会采用。
巴菲特领导的伯克希尔公司，可以说是他本人的人格、经营哲学和他那独一无二的行事风格的化身。从伯克希尔可以看到巴菲特所遵循的主要经营准则，巴菲特对企业所要求的所有品质也都体现在伯克希尔公司中。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内部采用了一套基于工作业绩的奖励制度，奖励与公司规模、个人年龄或者公司的总体赢利水平无关。巴菲特认为，表现出色的部门和人员应该得到相应奖励，无需理会伯克希尔的股价是上涨还是下跌。公司经理人员的奖励应根据他们在自己的责任领域内是否成功地达到了目标。在伯克希尔，有些经理因提高了销售额而受到嘉奖，有些则是因为降低了成本或缩减了不必要的资本性支出而受到嘉奖。巴菲特并不采用分送认股权的奖励制度，而是在每年年底，向每个经理人员签发支票，有些支票的数额相当大。经理人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这笔现金，许多人用这笔奖金购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最终与公司股东共担风险。恐怕没有比伯克希尔的慈善捐助方式更能体现巴菲特独一无二的处事之道了。这种慈善捐助方式又称为“股东指定方案”。即由股东按照他在伯克希尔持有的股份的比例，选定伯克希尔的捐赠对象。大多数公司的慈善捐助是由公司高层经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来选择捐赠受益者的。他们通常会选择自己偏爱的慈善机构，掏钱的股东反而不能参与决策。这种做法与巴菲特的准则格格不入。他不无讽刺地说：“当A从B处拿了钱送给C时，如果A是税务当局，那么这个过程就叫课税，但如果A是公司的经理或董事，则就称为慈善。"
坐落在奥马哈市的内希拉斯家具店是全国最大的家庭用品商店，1983年，伯克希尔收购了该家具店90％的股份，余下的10％留给那些继续管理家具店的原家具店的家族成员，这个家族的女家长布女士1937年以500美元的资本创建了这个家具店，从创办家具店的第一天起，布女士的营销策略就是"价格便宜，实话实说"。她成批购进，尽量减少开支，有钱就存起来。巴菲特收购她的家具店时，这家营业面积19000平方米的商店每年的销售额为1亿美元。（10年之后，年销售额增至2．09亿美元，属于伯克希尔的利润份额为兀皿万美元）卯岁高龄的布女士，仍然每周工作7天，她是替巴菲特管理家具店的最理想人选，巴菲特对她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更羡慕布女士的健康身体，他一想到生病（或死亡）会迫使他放弃工作就受不了，他还经常开玩笑说将来要显灵来管理公司。
从家具店获得的现金收入可以减轻一点伯克希尔纺织厂给巴菲特的压力。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250家纺织厂关门了，伯克希尔的纺织厂也损失了500多万美元。1985年巴菲特下决心把它关闭了。巴菲特对股东们写道：“股东们的巨大损失是把大量智力和财力花在错误的行业上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可以用塞缨尔·约翰逊的马来比喻，一匹能数到10的马是匹了不起的马——而不是了不起的数学家。"经营得再好的纺织厂也不是很好的行业。巴菲特公开承认，他退出纺织业太迟了，由于他崇拜本·格雷厄姆，使他长期依赖于有厂房的行业，而忽视了像市夫人从事的这种事业。
还是在60年代末的一次午宴上，巴菲特认识了大都会传媒公司的董事长穆菲。以后便经常联系，成了亲密的朋友，1985年，他们一起创造了电视网行业历史上最大宗的交易，也是传媒业最大的合并——大都会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合并。巴菲特在这次合并中以每股172石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大都会发行的300万股普通股，为大都会兼并美国广播公司注入了5亿美元的资金，并因此而进入了合并后的大都会反国广播公司的董事会。以后，大都会康国广播公司被巴菲特列入"不卖"的公司之列。
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票已突破每股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已把一个小纺织厂的碎渣变成了黄金，股票翻了167倍，而同时期的道·琼斯指数只翻了一倍。有人称巴菲特为"巫师"、"奥马哈神"。然而这位亿万富翁仍然自己开车，自己管家，住的房子也是1958年花了3．15万美元买的。朋友们最为欣赏的是巴菲特谨慎、认真的品质。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家庭和财富负有责任。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么个下跌法——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巴菲特也深知自己在管理方面的不足之处：他处理抽象问题和数据比处理实际的具体问题强得多，他总是很谨慎地避免与别人一起处理事务。巴菲特严格限制自己的作用来弥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做一些大的决策——指挥大家合唱，自己却不跳舞。有许多经理常会因干涉过多而造成许多麻烦，巴菲特的简单作风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伯克希尔在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会议：权力集中在两层，执行负责人和巴菲特本人。巴菲特雇佣执行经理，控制他们的资金出入并激励他们。
在巴菲特经营的保险业中，由于竞争引发的周期性降价使80年代前5年的保险费率一直不够高。这使保险业的利润出现了衰退。巴菲特对这种衰退的反应与众不同。当别的公司为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险费时，巴菲特宁愿少签发保单，从1980年到1984年他的保险业收入从1．85亿美元降到1．34亿美元，但巴菲特坚信，总有一天那些降价的保险公司会受不了亏损而退出的。果然，在1985年保险业遭受了巨大损失，许多公司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也有的公司不得不退出竞争。保险费率于是又扶摇直上了。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以前的保守行动中获取双倍的利益了。大的商品客户认识到一个没钱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毫无保险可言，他们要的是服务质量。而伯克希尔的资金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惜，它的平衡表也是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给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价格之后，它的顾客络绎不绝，1986年，伯克希尔的保险金收入达10亿美元，是前两年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美元可用于再投资的预备金。到1987年，伯克希尔有的是钱了。但当时正是牛市的全盛时期。巴菲特所做的只是静静地卖掉了大多数股票，只保留了永久的三种：大都会公司、GEICO和烨盛顿邮报》。按照他的原则，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就在巴菲特卖空股票的第四天——10月16日，道·琼斯指数跌了108点，10月19日星期一，市场里堆满了出售表，30种道·琼斯平均工业股票中有11种在交易开始后一小时不能开盘。巴菲特所有的市值损失达到了3．42亿美元。他可能是全美为数不多的没有随时关注经济崩溃的人。他本来可以连三种都不保留的，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那三家公司依然业务稳定，收入增长，没有丝毫的价值损失。
这次崩溃暴露了华尔街知识结构中的空白，学者们提出了一种简单但吸引人的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它认为不论什么时候，一个公司的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都可以从它的股价中反映出来。当某种股票的变动公开后，交易商会迅速行动起来，或买或卖直到它的价格重新达到平衡。它的前提是，股票原来的价格就已很合理，因此，以后的价格变化也很合理。交易商的作用只是推行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市场既然是随机的，那么投资就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巴菲特也只是一个走运的人；谈不到老练。就像一个扔硬币能获得正面的人，只能算运气好，不叫掷币高手。这种说法直接对巴菲特的内在能力提出了质疑。这时巴菲特说了这样一段话：“（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看到市场常常有效，就断言它总是有效的，这其实有天壤之别。"巴菲特和这些人的最大分歧就是关于"风险"的定义。在巴菲特看来，风险是指等于某业务实际价值的风险，而各种变化的因素范围是无限的。一个公司是否只依赖于少数顾客？董事长喝酒吗？由于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样的风险的程度和种类，巴菲特找的只是少数能够承受得起失误风险的公司。理论家们则不考虑这些"细枝末节"，他们认为风险是可度量的。股票的风险就是它价格的易变程度。它有精确的数字定义，就是它的波动程度与市场被动程度的对应关系。好像是为了使它的代数式显得神圣点，它被用了一个希腊代码p代表。如果某种股票的P为1．0，它的被动程度与市场相仿，它的风险就等于市场平均水平，风险和p值成正比。在巴菲特看来这简直是疯了。对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股票的波动并不增加风险。让我们看看巴菲特购买《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当时它的市场估价是8000万美元，假使在他购买之前价格下跌一半，它的波动性就更大，因此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它的风险也更大，巴菲特尖刻地说：“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花4000万比花8000万的风险更大。"
由于科学的解释是没有已知答案或根本无答案的，人们不满意这种状况，他们宁愿制造一些答案或花钱请人为他们编答案。从狭义上看，该理论继续存在对巴菲特大有好处。他的众多竞争对手被教导说研究股票是浪费时间。“从自私的角度讲”，巴菲特写道，“格雷厄姆派也许应捐点儿钱保证有人一直在传授有效市场理论。”
在巴菲特买下大都会康国广播公司以后，他有整整三年没买过一股股票（不包括套利活动和秘密的小额买进）。在1988年，巴菲特认准可口可乐公司后，他拿出了伯克希尔市场价值的1／4左右以10．23亿美元的总价买下了它。这个大胆的举措使可口可乐的股票在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中占了35％。
巴菲特与可口可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他5岁时第一次喝可口可乐。不久以后，他就开始在祖父的小店里用25美分买6瓶可乐，再以每瓶5美分的价格卖给邻居们。在这之后的50年中，他一直在观察可口可乐公司的成长，但却一直没有买进过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即使在1986年，他正式宣布可口可乐生产的樱桃可乐为伯克希尔股东年会上的指定饮料时，仍然没有买进一股。直到两年后的1988年，他才开始买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1989年，巴菲特公开承认，他已持有可口可乐公司63％的股份。为什么现在买进呢？巴菲特解释说，可口可乐公司的特性已存在了几十年。他看上了可口可乐公司80年代由罗伯托·格伊祖塔和唐纳德·考夫领导下所发生的变化。
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摇摇欲坠，总裁奥斯汀的多角化经营策略更使之雪上加霜。1980年新总裁格伊祖塔一上任就着手削减成本，制定80年代的经营战略：可口可乐公司下属的每个公司都要使资产收益率最大化；要抛弃掉任何已不能产生可接受的权益资本收益率的业务与资产；投资的每～个项目都必须能增加每股收益率和权益资本收益率。可口可乐公司在格伊祖塔的领导下，财务业绩比奥斯汀时代翻了两到三倍。1980年至1987年，尽管1987年10月份股票市场发生了灾难性的大跌，可口可乐股票的市价仍以19．3％的速度递增。公司每1美元留存收益产生了4．66美元的回报。1987年，它的利润的3／4来自非本土，而未知的潜力仍是无穷的。
其实华尔街的每一位分析家都注意到了可口可乐的“奇迹”，因为畏惧和别的一些因素——并非公司价值的因素使他们裹足不前，在巴菲特做完投资但股票并未飞涨时他写道：“当时我看到的是：很明白很引人……世界上最流行的产品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的丰碑，它在海外的销量爆炸式的迅速膨胀。"尽管有人认为可口可乐的股票高估了，但巴菲特自信地认为以市场前期最高价75％的价格买下它，是以雪弗莱的价买奔驰。在巴菲特买入可口可乐后的3年里，它的每股收入涨了64％，股价上涨3倍。不管是谁，只要事先知道这种结果都会买的。但华尔街的投资商怀疑巴菲特是否值得学习。他们仍然坚持他是买了内部消息才做这个决定的。事实上，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的他对可口可乐公司的理解，连第四流的经纪人都看得懂。1989年2月，他的这次投资公开之后，伯克希尔的股票也像注入了二氧化碳一样咕咕冒泡。它卖到了4800美元一股，仅6个月之后它又上涨了66％，到了8000美元一股。